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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之後，茅于軾老先生最近又有新噱頭。針對個稅起徵點的調整，茅于軾提出，個稅起徵點應提高到8000以上。 目前，我國個稅起徵點為2000，茅于軾一張嘴就把起徵點翻了四倍，自然令人關注。山東齊魯電視臺的《開講天下》欄目就此話題制作了一期節目，結果在1萬 多名參與直播互動的觀眾中，有64%的人支持個稅起徵點不應超過3000，22%的人支持以5000作為個稅起徵點，只有14%的人支持將8000作為起 徵點。 為何大多數觀眾的想法與茅于軾的觀點大相徑庭呢？我想有三種可能。一是茅于軾只為少數人說話，因此與普通民眾想法不一樣；二是茅于軾這個所謂的經濟學家很 業余，在不了解國情的狀態下異想天開；三是“個稅8000起徵論”壓根就與嚴肅的思考無關，這麼說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嘩眾取寵，吸引眼球。 近年來，“名人＋屁話＝新聞”成了許多媒體趨之若鶩的報道模式。一些名人動動嘴皮子，提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或者說一句違反正常邏輯的話，就會成為媒體報 道的焦點。從表面上看，這種模式的大紅大紫符合“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定律，但細想想，又不是那麼回事。在現實生活中，“人咬狗”是很難發 生的事，所以它才是新聞，可“名人＋屁話”現象在當今中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與“人咬狗”相比根本不稀罕，怎麼還能成為新聞呢？粗略分析，大概有以下幾方 面原因。 首先是媒體面臨激烈的商業競爭壓力。為了發行量和點擊率，許多媒體都傾向于制造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名人”和“屁話”無疑都是吸引眼球的好素材。對一些媒 體記者來說，做發掘重大社會問題的深度報道時間長、成本高、風險大，而“名人＋屁話”的新聞卻具有供應數量大、採訪成本低、社會反響熱的特點。因此“名 人＋屁話”式新聞很受商業媒體的寵愛。 其次是“名人＋屁話”有利于炒作。“屁話”一出，往往會挨罵，而挨罵越多，就等于炒作越“火”。媒體和當事人要的是關注度和知名度，當事人的臉皮經過無數 炮火的千錘百煉，早已百煉成鋼，他是不怕你罵，就怕你不罵。娛樂圈的宋祖德、芙蓉姐姐、楊二車娜姆，學術圈的茅于軾、張維迎等人走的都是這條路子。有人 說，既然如此，面對“屁話”時不答理它不就行了嗎？不答理還真不行。就像茅于軾的“個稅8000論”，如果不去批評它，如果沒有《開講天下》這樣的互動欄 目表達普通百姓的看法，它倒好像很有道理，會迷惑很多人。可你一罵，就正中媒體和當事人

芦笛 《零八宪章》评论系列本已写完，却又看见网友转贴的所谓《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对《零八宪章》做出正式回应》，骨鲠在喉，不能不再来说几句多余的话。 我在跟帖中已经指出了，该文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证明了我指出的“《零八宪章》的悲剧意义在于其‘曲庸和寡’”：宪章罗列的一系列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文明社会的最起码共识，然而却竟然在中国成了惊世骇俗之言，不为政治各派接纳：“民主”革命派斥之为共党阴谋；毛左与“爱国”愤愤视为帝国主义分裂颠覆肢解中国的大阴谋；占知识分子大多数的“犬儒”们无动于衷；而自作聪明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如寒竹先生以及“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的记者们则认为那是孙文式的“体制外革命”。 这是何等悲剧！“曲庸”与“和寡”之间的强烈对比，不仅反映了今日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更反映了中国人在过往一百年中倒退了有多远。一百年前的老祖宗还知道比起西方来，中国不过是个半开化国家，必须向文明世界学习，而今日中国变得比当年更野蛮百倍，却豪情万丈地俯视文明世界，顾盼自雄，真诚认定咱们的烂污野蛮制度比人家优越，以致宪章作者们不能不把西方主流价值观包上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糖衣，以照顾这种特殊国情。然而即使如此，就连据说是熟悉历史教训的浙江记者们，也引经据典地论证，谁若敢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谁就是孙文式的祸国贼！ 许多论者都注意到，《宪章》远离中国国情，缺乏可行性，然而竟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不是因为《宪章》太高超，而是国情太烂污腐恶。正因为举国昏昏若死，才反衬出了《宪章》作者们的“高标独调”。他们面对灭顶的愚昧狂潮，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信念，向世界证明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不全是行尸走肉。可惜正因为国情民俗的烂污，就连这孤独的平庸无奇的呐喊，也注定要变成“天鹅之歌”式绝响，而这才是它最深刻、最令人断肠的悲剧意义所在。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也恰是这悲剧意义决定了的。 据浙江记者们说，百年历史已经证明，革命只能祸国，而改良才能救国，据说刘晓波是当代孙中山，而胡温才是康梁的继承人。前半截话倒是千真万确，可笑的是后半截话，这些浑人竟然不会问自己一声：刘晓波辈的“革命”在哪里？胡温的“改良”又该向何处寻觅？ 89年以后，我党何时何地作过任何政治改良？《宪章》的目的不过是敦促中共进行政改，莫非连这也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么，中国到底有无改良必要？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应该是什么

重庆圣诞夜创造了可耻的基尼斯记录 (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6日 转载 ) 来源：人民网 朱衣点头/国人盲目追风过圣诞节，本身就是可笑与荒唐的事，而重庆把可笑荒唐推到了极致，居然在圣诞夜集体创造可耻。我已经无法对他们感到愤怒，更多的是一种可悲与心寒。 (博讯 boxun.com) 昨夜，重庆18万3千人齐聚解放碑中心广出听平安夜的钟声，为此还得意洋洋的申报“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这个离地震最近的大城市，这个还没有在灾难中完全醒悟的城市，这个近几年都是十几万人一起在解放碑中心广场欢庆平安夜的城市，实在让我从心底厌恶与鄙视。 创记录不是不可以，反正中国人多，无聊加无知的人就更多，但为什么非要选择平安夜？国庆不行？除夕不行？中秋不行？七夕不行？中国的任何其它节日不行？ 偏偏选择平安夜，真是极大的讽刺。我可以预料这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笑柄的记录，也将成为中国一项最耻辱的记录。因为这个记录充分的说明，中国无知以及无民族意识的人太多太多。 难怪人家西方国家敢说，中国人抵制活动不会坚持到第十天。现在看来，西方国家比我们自己还了解中国老百姓。 国家与民族是由单个人组成，所以国家与民族的素质文化，就是单个人的素质文化。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清楚目前大多数人是什么的素质文化与民族意识。 重庆只是个案，无非就是这个案玩的有点大，相信目前全国很多大中城市，在圣诞节期间的欢庆程度远远超越了国家本身的传统节日。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但我能清晰的感到一种危机，与一种民族意识的偏离，这种偏离往往带给我们的不是财富，很可能是灾难与怜悯。 当然，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仅仅是在讽刺这些无聊无知的群体，同时还在讽刺商家、讽刺媒体。商家没有感情，更不会把国家情感与民族气概放在首要位 置，起码在中国随处可以得到验证。媒体更是夸张宣传，把原本不属于我们的节日塑造成了最美妙最有品位的人才过的节日，于是无形中冒出无数伪文化伪浪漫的群 体。 相信这些让人愤怒的各地圣诞节盛况，会让西方国家笑掉大牙，也会大大松一口气，更为自己对这个民族的判断感到兴奋。 我不

【軸心國研究】希特勒的崛起～長刀之夜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突然清理門戶，秘密逮捕並處決了以羅姆爲首的納粹沖鋒隊頭目 以及其他政敵400余人。7月13日，希特勒將此次行動公布於衆，並取名爲“長刀之夜”。長刀之夜和國會縱火案是德國納粹黨執政以後兩個重大舉措，爲納粹 極權統治鋪平了道路。如果說希特勒策劃國會縱火案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長刀之夜捕殺羅姆等人則完全是不得已而爲之，是自我保護的本能使然。長刀之夜的大 贏家並不是希特勒，而首先是德國軍方，其次是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等人。事實上長刀之夜是希特勒改造德國軍隊計劃的一大挫折，此後希特勒一直未能將德國國 防軍置於他的絕對掌控之下，而國防軍一些實力派人物對希特勒也一直存有抵觸情緒，這些人後來發展成爲“密謀集團”，在1944年夏天策劃了刺殺希特勒的行 動。 1. 希特勒的崛起 1919年9月希特勒加入納粹黨前身 “德國勞動黨” 時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短短三年以後他就成爲納粹黨黨魁和公認的德國極端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希特勒奇迹般的飛速崛起主要歸功於羅姆的努力成全，可以說是羅姆造就了希特勒這個曠世惡魔。 羅姆(Ernst Röhm) 1887年生於慕尼黑，19歲加入帝國軍隊，一戰中三次負傷，最後官至少校。 德 國投降以後，羅姆加入準軍事組織“自由軍團”(Freikorps)。一戰結束以後，大批德軍官兵回到家鄉，很多人已經無法適應平民生活，於是自發地聚攏 到一起，在一些軍官的領導下組成自由軍團。自由軍團由德國軍方秘密資助，提供裝備，最初負責駐守漫長的東部邊境，以解國防軍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在魏瑪共 和國的體制裏，軍隊屬於國家，不允許參與國內黨派政治。德國一戰以後政局動蕩，共産黨領導的工人革命風起雲湧，自由軍團於是爲政府和軍方代表的保守勢力所 倚重，披挂上陣大打出手，血腥鎮壓了各地的革命運動。 羅姆加入巴伐利亞地區的自由軍團，出任司令官埃普(Ritter von Epp)的副官。1919年5月，埃普指揮部隊殘酷鎮壓慕尼黑的左翼革命政權，贏得軍方的信任，被任命爲巴伐利亞地區國防軍的司令官。所謂一人得道，雞犬 升天，羅姆也因此謀得一份重要軍職，成爲慕尼黑屈指可數的實力派軍人。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其實是相互利用的關係。以羅姆爲代表的自由軍團實力派非常鄙夷國防 軍的貴族老爺們，認爲他們輸掉了戰爭，出賣了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在政治立場上，羅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