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反腐模式中共国为何学不来？
——试析新加坡与中共国专制类型的不同
一. 中共“学”了二十年却始终学不来的东西；
二. 新加坡与中共国的区别：“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
三. 党天下的专制比家天下的专制更不负责任；
四. 中共国现行专制是最无可能反腐败的专制；
五. 专制反腐成功\之必需：绝对的独裁和反腐机构的巨大特权；
六. 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
七. 反腐学不来新加坡并非坏事
一.中共“学”了二十年却始终学不来的东西
“六四”之后，中共对新加坡的专制模式推崇备至、大力仿效，彻底奉行“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路线，近二十年来确实取得了类新加坡式的经济繁荣。
但在反腐上，中共却始终学不来新加坡的一点皮毛，虽然中共对新加坡的反腐模式，同样推崇备至，一再宣扬新加坡专制反腐的“优越性”，为自己专制统 治正名；虽然“六四”之后，中共一直以专制新加坡的“廉洁”和“高效反腐”，作为对抗“专制导致腐败”论诘责的镇山法宝；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共一再叫嚷要 学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经验”，并为之派出了多批“政法系统”干部到新加坡受训。
尽管如此，中共对新加坡反腐的成功\经验依样却始终画不出瓢，中共反腐的步子，由半真半假开始、继而举步维艰、磕磕碰碰、进退维谷…发展到现在已经六神无主、方寸大乱。
二.新加坡与中共国的区别：“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
同为专制政权，新加坡现政权的反腐模式中共政权为何学不来呢？这是因为新加坡专制政权和中共政权的类型有很大的不同：
新加坡的现政权是一种典型的东亚传统家族专权的政权：垄断政权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掌握在李光耀父子手中，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李 光耀盘踞新加坡总理一职长达三十一年，直至一九九〇年才主动宣布“退休”，然而“退休”后的李光耀，却为自己创造出“内阁资政”一职，以“资政”的名义继 续幕后掌握最高权力，继任总理吴作栋，不过是傀儡，经过吴作栋的“过渡”，李光耀长子李显龙，终于“体面”地登上总理宝座，承袭李光耀的大统，李光耀则继 续以“资政”名义，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发号施令，一如太上皇，其乾纲独断的威权，只有在邓小平之上…李家子承父位，两代世袭，俨然中国王朝。新加坡的一党专 制带有浓厚的儒家家长制的特点。
作为独裁者，李光耀不仅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力，也牢牢主导着新加坡意识形态：李光耀根据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创造出一种以儒家家长制专制主义为核 心的“亚洲价值观”，并成功\地融之于新加坡社会，树以为新加坡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维系政权还是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最为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 能动性主导性，对李光耀的权威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也成全了新加坡专制政权的长期稳定。在长期的经济繁荣的映衬和烘托下，李光耀令人信服地获取新加坡的“ 教父”的特殊地位。
由于兼具了国家创始人、成功\独裁者、“教父”三种权威，治理国家又获得了经济长期繁荣的政绩，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无上权威，是没有意识形态生育力的邓小平远远无法比拟的，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的权威可以与李光耀相比。
李光耀家族不仅垄断了最高政治权力，同时也垄断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李光耀“退休”亲自出任“新加坡投资局”主席，新加坡投资局掌管整个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李光耀执掌了新加坡投资局，等于掌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脉； 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不仅是总理，还兼任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于中共国人民银行行长），而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则持有新加坡主 要大公司之一“淡马锡”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讯”的总裁。
由一个家族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的状况是现今的中共最高层所没有的。中共的政治大佬家族，如李鹏、陈云、王震、江泽民等人的家族，虽然都各自窃据了经济各领域的显贵肥缺位置，却没能形成一个家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状况。
综上可见，李光耀在新加坡拥有空前绝后的无上权威，因李光耀而生的新加坡总理的专制权力，比起中共总书记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俨然中国传统王朝的 皇帝；李光耀家族在资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经济上形成了对其他权贵家族的压倒性优势，在权力上取得了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这种国家由一家主宰的权力局面，是中共国所没有的：当今中共国的最高权贵家族，无论是江泽民、李鹏、陈云、王震的家族，还是胡锦涛、温家宝、曾庆 红的家族，都不可能一家主宰中国，而只能形成多头共霸的权力局面；中共国今后也无法形成一家独大的权力局面，因为形成这种局面必需那种大刀阔斧突破旧有格 局、改天换地的政治强人，毛泽东死后，中共高层已经没有这种人，而现今胡锦涛等中共寡头，几乎清一色是技术官僚出身的党棍和庸碌之辈，精细僵死颟顸庸俗无 比，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他们中的任何人，连形成一派独大的能力和魄力都没有，更遑论一家独大。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专制，骨子里是一种家天下的专制，它就象由现代政治材料修筑和精致装潢的一个袖珍中国传统王朝。
中共国的专制，则是一种党天下的专制，演变到现在，骨子里是在全国约五百个权贵家族专权的基础上，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九魔头共同维持的一种多头寡头专制，这样专制政权犹如一个恐怖的九头魔怪。
三.党天下的专制比家天下的专制更不负责任
家天下的专制，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长久性、世袭性，国家被统治者视为家产，往往较为珍惜；而且，由于最高权力占有的长久性、世袭性，国家搞好了， 独裁者荣耀无比、盛誉独享；而一旦国家搞糟了，统治者也责无旁贷。因此，在家天下的专制国家，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家天下制专制国家 的独裁者，更能够萌生真诚的反腐愿望、更能够竭诚地付诸反腐的行动。
而党天下的专制，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暂时性、临时性，国家不可能为统治者当作自己家产，因而难以受到珍视：国家往往被统治者视为谋取私利、一逞权欲的工具、甚至血腥政治试验的试验田。
在正常的情况下，党天下的专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专制：由于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暂时性和临时性，对于最高当权者来说，国家治理好了，成果很可能 为别人（继任者）享受，自己不过作嫁衣裳；国家搞糟了，任满时照样可以拍屁股走人，烂摊子由继任者扛，不清不明的责任，则尽可以归之于“历史包袱”、或者 推给前任，实在不行，也可以以“集体领导”的责任来搪塞…因此，在党天下的专制下，国家即使搞糟了，当权者个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退休后全家照样享受优越 的高干特权待。
总之，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的专制、是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也是一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专制，在这种专制机制作用下，想让当权者为 国家长远利益着想，不啻是难于上青天；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当权者怎能不急功\近利？既然无功\无责，谁愿意于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抓实干反腐败的当权 者，如胡耀邦这种良知领导人，必然比凤毛麟角还少，他们即使产生了，也必然劳而无功\，而且很快会被体制淘汰。
四.中共国现行专制是最无可能反腐败的专制
中共政权就是典型的党天下的专制政权，尽管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凭借国家缔造者的资历和造神运动，获取了绝对独裁的权威，有谋建家族政治的趋向，但此趋向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终止。毛泽东死后，中共专制迅速向寡头共治回归：
邓小平时期是邓小平、陈云两大元老共治的局面。邓小平虽居主导，却受到陈云、李先念等人掣肘，远不能一言九鼎；
江泽民时期是江泽民和政治局七常委共治的局面。江泽民虽然以“核心”自居，其权威不过是纸做的豪宅，经不起风吹水浸，其在众常委中的份量虽略微占优，却无法自行其是；
胡锦涛更是连自命“核心”的权威都没有了，胡时代的权力格局权力格局，是最典型的党天下多头共治局面，如机器一般僵硬颟顸的胡锦涛，连江泽民那点 个人魅力的优势都没有，只在侵犯人权等维护党天下利益的行为上放得开手脚，他宁座勿右、倒退肆无忌惮，在其余问题上得看众常委的脸色行事，中共党魁一职， 在胡锦涛身上，不再具有说一不二权威，俨然成了中共寡头集团的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职位。这是最典型的“谁也不负责任”的专制权力格局。
在的中共，就象一条九头恶龙，其庞大专制躯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魔头共同驱动，中共党魁不再能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按九魔头中的多数意志 行事。党天下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专制，而现在中共政权这种多头共治的专制政权，又是党天下专制中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
在这种寡头共治的专制体制里，统治者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反对腐败，这一则因为：寡头们往往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二则因为每一个寡头都拥有官僚追随群 体作为一己之权力基础，即使有的寡头自己没有贪腐劣迹，谁能保证他们提拔的官僚不腐败？因此，如果容许真心实意的反腐败，寡头们的权力根基势必动摇，这是 他们决不容许的。
邓小平时代初期，全国人心迷茫混乱，急于收拾人心、巩固统治起见，中共不得不比较认真地搞过一阵子“反腐倡廉”，但是，好不容易从毛泽东文革中熬 出来邓小平、陈云等“革命元老”，已经七老八十，他们急于乘自己健在时，为自己及家人“谋福利”，以弥补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和文革中付出的惨痛代价， 因此，他们决不容许反腐败“太出格”：那时候的反腐败可以尽情地苍蝇、甚至可以打小老虎，但是中南海头头们的亲属和亲信，是决不能碰的。当真诚反腐的胡耀 邦想搜查中南海时，他垮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江泽民时期，与市场结合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形成，经过“六四”后逆向淘汰窜升上来的寡头们，多数是贪官污吏，他们与各自的派系官僚结 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裙带关系，因此，这个时期，连八十年代那种半真半假的“反腐”都不可能，“反腐”沦为纯粹的派系权力斗争手段，江泽民抓判陈希同，就是 这种权斗“反腐”的经典表演。
胡锦涛时期，通过更加纯粹的逆向淘汰筛选上来的九个寡头们，几乎清一色是超级贪腐分子，这些精细谨慎的技术官僚们清楚地看出：中共政权，已经虚弱得再也经 不起大风大浪了。于是，他们不仅与各自的派系拥趸紧密抱团，各寡头派系也达成了“做事不做绝”的默契——即相互之间的争斗不影响专制稳定、决不逾越一党专 制底线，以维护他们共同的最大利益。
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期待中共内斗“解体”（如期待“胡锦涛抓捕江泽民”）的人无比失望，迄今为止的胡锦涛时期，成为中共“集体化领导”程度最高、决策最“民主”、党内斗争波澜最微小的时期。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连“权斗反腐”都开始节制，唯恐其走得太远，破坏多寡头共治的稳定。当年江泽民还能够以“反腐”彻底掀 翻陈希同、王宝森等“北京帮”，在北京换上自己的人马；而二〇〇六年胡锦涛对上海帮的权斗反腐，仅仅抓了一个陈良宇，很快就在中共其他派系的共同抵制 下，“反”不下去了；至今，上海帮不仅继续实际控制，还对中央政权保有相当的影响力。抓了陈良宇之后，胡锦涛迄今未能再上演“反腐”新战役。胡锦涛时期的 “反腐战役”，现在不仅打不了虎豹\豺狼、连大一些苍蝇臭虫都打不了。
五.专制反腐成功\之必需：绝对的独裁和反腐机构的巨大特权
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滋生腐败的是权力，阻碍反腐也是权力，专制政权为何往往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就是阻碍反腐的权力太大。专制政权的权力体系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只有权大一级才可能监督和制约别人，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和分权制衡，行 政权一权独大，受压制的民众无法监督官僚，行政体系中的下级也无能监督上级，权力的同级之间，也不可能相互“反腐败”，因此，在专制体制下，要想反腐败取 得成效，唯一的办法就是授予反腐机构的巨大的专制特权。
新加坡反腐败之所以能成功\，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组建了一个超级特权机构——新加坡反贪局，出台了一个超越宪法的《反贪腐法》：新加坡反贪局只对总 理一人负责，其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反贪局局长俨然中国王朝中手握先斩后奏特权的钦差大臣；在《反贪腐法》的授权下，新加坡反贪局实际上具有凌驾于宪 法的地位，它有权对总理以外的任何国家高官实施跟踪、窃听等监控手段，它有权对任何嫌疑者实施抄查、抓捕、关押、讯问、冻结财产…而无需法院批准和审判。 反贪局的特权，比起明朝东厂、锦衣卫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贪局就就象一杆无形的枪，顶在各级官僚、公务员的后脑上。新加坡反贪局的巨大权力，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使得总理以下众官僚、公务员战战兢兢，不得不规规矩矩、检点行事。在反贪局的威胁下，新加坡的高官们实际上沦为总理的高级仆从，难有独立坐大的可能。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建成一个如此的强效反腐机制，一是因为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有着真心实意的反腐决心，家天下的专制模式，使得李光耀这个颇具远见 和责任心独裁者，视新加坡为自己的家业，二是因为独裁者李光耀集国家缔造者、经济繁荣创造者、“教父”三种权威于一身，在新加坡拥有无与伦比的绝对独裁权 力，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通过专制体制的运作，李光耀能够推动《反贪法》这种对官僚集团极为苛刻的法律出台、能够建成锦衣卫式的反贪局。
而现在的中共统治者既不愿、也不敢、更无能仿效新加坡的这种反腐制度。
首先，胡锦涛等九常委，无一不是经过严格劣胜优汰筛选上来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超级贪腐分子，怎么\可能容许真正的反腐败，和自己过不去？
前文已经说过：而现在中共政权这种多寡头共治的专制政权，这是现有的一切专制中最不负责任的一种专制类型。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贾庆林、周永 康等寡头，建设性意见谁说了都不算，但在侵犯人权、维护专制上却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同心协力，罪行人人有份，这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专制，这种专制只有负 隅顽抗、自我维持的本能，而不可能有任何修错能力，当然不可能反腐败。
多寡头共治的专制，既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也是一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体系，寡头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坚定维护一党专制，仅是因为那 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这就形成了一种维系专制的稳定平衡；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寡头们决不容许任何新措施、新机构破坏这种平衡，他们决不会容许自己的头 上出现一把“反贪腐”的利剑，他们决不会允许新加坡反贪局式机构的出现、决不会允许新加坡《反贪腐法》式的法律出台。
中共的九常委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础，必然竭力袒护自己派系的官僚集团，因而他们必然严格限制针对对高级官僚（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的反腐行为。
而为了共同的根本利益，各寡头会自动约束各自派系官僚之间的争斗，唯恐损害一党专制，这使得现在“权斗反腐”都动不了大的干戈。
因此，新加坡那样反腐制度，决无不可能为中共统治集团接受。
六.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
不仅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体制内精英人士、知识分子还在大力呼吁胡、温学习新加坡反腐成功\经验、“刷新吏治”。殊不知，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学习新加坡的反腐经验了。
新加坡的反腐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来打造，而迄今为止中共国拥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仅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陈云死后，中共已经没有权威人物。
而且，毛泽东之后，中共寡头集团决不允许再产生新的毛泽东式的独裁者，因为邓小平、陈云等人深受文革“冲击”之苦，对绝对独裁的危害性深怀戒惧。 现在的中共政治局多寡头集团，更是连邓小平、陈云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容许出现，江泽民、朱镕基等人，眼见前任胡耀邦、赵紫阳被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强人先后 废黜，不可能不心怀戒惧，他们决不希望在产生新的强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等寡头，更是无资无历无德无威的庸碌技术官僚，他们本能地共同敌视和压制贤 者、智者，严防“功\高震主”；他们之所以大权牢牢在握，一靠劣胜优汰的体制、二靠他们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专制联盟，因此，寡头们一方面妒贤 嫉能、拉帮结派、战战兢兢、防微杜渐，唯恐出现一个有才德、有胆略的人物打破多寡头联盟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不约而同地抵制极端的厚黑法术，尤 其是对内的不择手段。在当权者们再无“革命”资历的今天，政治强人只能来自于大才德之士和极善权术、不择手段的政治流氓。新寡头集团严防两端的“中庸之道 ”，实际上就是堵死新政治强人的萌生之术。
中共十六大后，江泽民竭力强调“集体领导”，就包含有防止出现新强人打破多寡头集团权力平衡的意思。
因此，中共根本没有“学习新加坡反腐成功\经验”的丝毫可能，“学习新加坡反腐成功\经验”，无非是这个垂死的政权吹哨子壮胆而已。
中共的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远没有新加坡反贪局的特权，中纪委书记（现为贺国强）在九常委中排名倒数第二。多寡头共治局面下的中纪委，不要说无权 碰其他常委，就是要碰政治局普通委员，甚至省部级的官僚，都得事先得到九常委的多数同意才行；而且，中纪委卧榻之旁，盘踞着一个集公检法三权于一身的政法 委，没有政法委配合，中纪委寸步难行，另外，军队也是中纪委摸门不着的庞然巨物…这样，就必然形成“刑不上中南海”、刑不上中央军委的局面，随着多寡头集 团的派系利益交织的进一步密切，中纪委今后行事将越来越困难、其所能整肃的贪官只能越来越小，最后必然整体虚化，反腐机构沦为尸位素餐\。中纪委如此，各 级党委的纪检部门更是如此，现在基本上沦为摆设，偶尔被用作地方官僚倾轧的工具。
而中共国仿效新加坡成立的政府反腐机构——各级反贪局，因为有职无权，完全形同虚设，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以机构重叠的方式，大量地浪费纳税人的税款。
七.反腐学不来新加坡并非坏事
中共学不来新加坡的反腐模式看似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
这一则因为：学不来新加坡，中共就治不了腐败，中共政权就会日益腐败、加速腐败，而越腐败的东西越容易推倒，日益加深的腐败，客观上也会不断减轻 推倒中共政权的阻力。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不到四个月，盘踞中国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政权就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了？就是因为满清政权已经腐败透顶、不堪一击。
二则因为：新加坡式的反腐模式是一种专制反腐模式，并不值得效法。新加坡的反腐模式需要绝对的独裁权力来确立，而深受专制独裁之苦、非民主转型不 能改变命运的中国，决不需要新的大独裁者。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一种酷吏＋特务统治的反腐模式，它践踏人权、无视人道，形成残忍苛刻的社会风尚，的而且很 容易造成反腐“扩大化”——“反腐败”沦为独裁者整肃政敌、打压异己的手段，甚至造成酷吏横行、冤狱遍地，唐朝武则天重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整顿吏治” 的后果，就是恶例之一。
新加坡的反腐模式，看似雷厉风行，实际难竞长久之功\效。
首先，因为它是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腐败模式，而皇帝因为权力无上，往往是最大的贪官：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大大增加总理独裁权力的反 腐模式，实际上就是纵容总理滥权的反腐模式，权力是腐败之源，纵容总理滥权，也就是纵容总理贪腐。李光耀即使做到自己廉洁奉公，谁能保证在他死后，新加坡 的总理不贪腐？一旦总理带头腐败，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成效必然大打折扣。
第二，它是一种没有监督和权力制衡的反腐模式，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一种黑箱操作的反腐模式。因为黑箱操作，谁能制约反贪局的腐败？李光 耀固然可以凭借其绝对的权威和以身作则，让反贪局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但李光耀死后，新加坡总理能否镇住权力巨大的反贪局呢？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了。而一旦 反贪局腐败起来，就必然形成“以腐败反腐败”的局面，为了官僚集团也将群起反弹，反腐败将无可避免异化为权力斗争。
总之，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不足取的，要想治理中国的政治腐败，建立宪政民主政权才是根本之途。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八年圣诞节，星期四上午
一. 中共“学”了二十年却始终学不来的东西；
二. 新加坡与中共国的区别：“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
三. 党天下的专制比家天下的专制更不负责任；
四. 中共国现行专制是最无可能反腐败的专制；
五. 专制反腐成功\之必需：绝对的独裁和反腐机构的巨大特权；
六. 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
七. 反腐学不来新加坡并非坏事
一.中共“学”了二十年却始终学不来的东西
“六四”之后，中共对新加坡的专制模式推崇备至、大力仿效，彻底奉行“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路线，近二十年来确实取得了类新加坡式的经济繁荣。
但在反腐上，中共却始终学不来新加坡的一点皮毛，虽然中共对新加坡的反腐模式，同样推崇备至，一再宣扬新加坡专制反腐的“优越性”，为自己专制统 治正名；虽然“六四”之后，中共一直以专制新加坡的“廉洁”和“高效反腐”，作为对抗“专制导致腐败”论诘责的镇山法宝；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共一再叫嚷要 学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经验”，并为之派出了多批“政法系统”干部到新加坡受训。
尽管如此，中共对新加坡反腐的成功\经验依样却始终画不出瓢，中共反腐的步子，由半真半假开始、继而举步维艰、磕磕碰碰、进退维谷…发展到现在已经六神无主、方寸大乱。
二.新加坡与中共国的区别：“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
同为专制政权，新加坡现政权的反腐模式中共政权为何学不来呢？这是因为新加坡专制政权和中共政权的类型有很大的不同：
新加坡的现政权是一种典型的东亚传统家族专权的政权：垄断政权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掌握在李光耀父子手中，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李 光耀盘踞新加坡总理一职长达三十一年，直至一九九〇年才主动宣布“退休”，然而“退休”后的李光耀，却为自己创造出“内阁资政”一职，以“资政”的名义继 续幕后掌握最高权力，继任总理吴作栋，不过是傀儡，经过吴作栋的“过渡”，李光耀长子李显龙，终于“体面”地登上总理宝座，承袭李光耀的大统，李光耀则继 续以“资政”名义，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发号施令，一如太上皇，其乾纲独断的威权，只有在邓小平之上…李家子承父位，两代世袭，俨然中国王朝。新加坡的一党专 制带有浓厚的儒家家长制的特点。
作为独裁者，李光耀不仅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力，也牢牢主导着新加坡意识形态：李光耀根据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创造出一种以儒家家长制专制主义为核 心的“亚洲价值观”，并成功\地融之于新加坡社会，树以为新加坡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维系政权还是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最为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 能动性主导性，对李光耀的权威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也成全了新加坡专制政权的长期稳定。在长期的经济繁荣的映衬和烘托下，李光耀令人信服地获取新加坡的“ 教父”的特殊地位。
由于兼具了国家创始人、成功\独裁者、“教父”三种权威，治理国家又获得了经济长期繁荣的政绩，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无上权威，是没有意识形态生育力的邓小平远远无法比拟的，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的权威可以与李光耀相比。
李光耀家族不仅垄断了最高政治权力，同时也垄断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李光耀“退休”亲自出任“新加坡投资局”主席，新加坡投资局掌管整个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李光耀执掌了新加坡投资局，等于掌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脉； 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不仅是总理，还兼任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于中共国人民银行行长），而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则持有新加坡主 要大公司之一“淡马锡”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讯”的总裁。
由一个家族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的状况是现今的中共最高层所没有的。中共的政治大佬家族，如李鹏、陈云、王震、江泽民等人的家族，虽然都各自窃据了经济各领域的显贵肥缺位置，却没能形成一个家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状况。
综上可见，李光耀在新加坡拥有空前绝后的无上权威，因李光耀而生的新加坡总理的专制权力，比起中共总书记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俨然中国传统王朝的 皇帝；李光耀家族在资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经济上形成了对其他权贵家族的压倒性优势，在权力上取得了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这种国家由一家主宰的权力局面，是中共国所没有的：当今中共国的最高权贵家族，无论是江泽民、李鹏、陈云、王震的家族，还是胡锦涛、温家宝、曾庆 红的家族，都不可能一家主宰中国，而只能形成多头共霸的权力局面；中共国今后也无法形成一家独大的权力局面，因为形成这种局面必需那种大刀阔斧突破旧有格 局、改天换地的政治强人，毛泽东死后，中共高层已经没有这种人，而现今胡锦涛等中共寡头，几乎清一色是技术官僚出身的党棍和庸碌之辈，精细僵死颟顸庸俗无 比，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他们中的任何人，连形成一派独大的能力和魄力都没有，更遑论一家独大。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专制，骨子里是一种家天下的专制，它就象由现代政治材料修筑和精致装潢的一个袖珍中国传统王朝。
中共国的专制，则是一种党天下的专制，演变到现在，骨子里是在全国约五百个权贵家族专权的基础上，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九魔头共同维持的一种多头寡头专制，这样专制政权犹如一个恐怖的九头魔怪。
三.党天下的专制比家天下的专制更不负责任
家天下的专制，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长久性、世袭性，国家被统治者视为家产，往往较为珍惜；而且，由于最高权力占有的长久性、世袭性，国家搞好了， 独裁者荣耀无比、盛誉独享；而一旦国家搞糟了，统治者也责无旁贷。因此，在家天下的专制国家，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家天下制专制国家 的独裁者，更能够萌生真诚的反腐愿望、更能够竭诚地付诸反腐的行动。
而党天下的专制，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暂时性、临时性，国家不可能为统治者当作自己家产，因而难以受到珍视：国家往往被统治者视为谋取私利、一逞权欲的工具、甚至血腥政治试验的试验田。
在正常的情况下，党天下的专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专制：由于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暂时性和临时性，对于最高当权者来说，国家治理好了，成果很可能 为别人（继任者）享受，自己不过作嫁衣裳；国家搞糟了，任满时照样可以拍屁股走人，烂摊子由继任者扛，不清不明的责任，则尽可以归之于“历史包袱”、或者 推给前任，实在不行，也可以以“集体领导”的责任来搪塞…因此，在党天下的专制下，国家即使搞糟了，当权者个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退休后全家照样享受优越 的高干特权待。
总之，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的专制、是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也是一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专制，在这种专制机制作用下，想让当权者为 国家长远利益着想，不啻是难于上青天；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当权者怎能不急功\近利？既然无功\无责，谁愿意于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抓实干反腐败的当权 者，如胡耀邦这种良知领导人，必然比凤毛麟角还少，他们即使产生了，也必然劳而无功\，而且很快会被体制淘汰。
四.中共国现行专制是最无可能反腐败的专制
中共政权就是典型的党天下的专制政权，尽管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凭借国家缔造者的资历和造神运动，获取了绝对独裁的权威，有谋建家族政治的趋向，但此趋向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终止。毛泽东死后，中共专制迅速向寡头共治回归：
邓小平时期是邓小平、陈云两大元老共治的局面。邓小平虽居主导，却受到陈云、李先念等人掣肘，远不能一言九鼎；
江泽民时期是江泽民和政治局七常委共治的局面。江泽民虽然以“核心”自居，其权威不过是纸做的豪宅，经不起风吹水浸，其在众常委中的份量虽略微占优，却无法自行其是；
胡锦涛更是连自命“核心”的权威都没有了，胡时代的权力格局权力格局，是最典型的党天下多头共治局面，如机器一般僵硬颟顸的胡锦涛，连江泽民那点 个人魅力的优势都没有，只在侵犯人权等维护党天下利益的行为上放得开手脚，他宁座勿右、倒退肆无忌惮，在其余问题上得看众常委的脸色行事，中共党魁一职， 在胡锦涛身上，不再具有说一不二权威，俨然成了中共寡头集团的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职位。这是最典型的“谁也不负责任”的专制权力格局。
在的中共，就象一条九头恶龙，其庞大专制躯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魔头共同驱动，中共党魁不再能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按九魔头中的多数意志 行事。党天下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专制，而现在中共政权这种多头共治的专制政权，又是党天下专制中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
在这种寡头共治的专制体制里，统治者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反对腐败，这一则因为：寡头们往往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二则因为每一个寡头都拥有官僚追随群 体作为一己之权力基础，即使有的寡头自己没有贪腐劣迹，谁能保证他们提拔的官僚不腐败？因此，如果容许真心实意的反腐败，寡头们的权力根基势必动摇，这是 他们决不容许的。
邓小平时代初期，全国人心迷茫混乱，急于收拾人心、巩固统治起见，中共不得不比较认真地搞过一阵子“反腐倡廉”，但是，好不容易从毛泽东文革中熬 出来邓小平、陈云等“革命元老”，已经七老八十，他们急于乘自己健在时，为自己及家人“谋福利”，以弥补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和文革中付出的惨痛代价， 因此，他们决不容许反腐败“太出格”：那时候的反腐败可以尽情地苍蝇、甚至可以打小老虎，但是中南海头头们的亲属和亲信，是决不能碰的。当真诚反腐的胡耀 邦想搜查中南海时，他垮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江泽民时期，与市场结合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形成，经过“六四”后逆向淘汰窜升上来的寡头们，多数是贪官污吏，他们与各自的派系官僚结 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裙带关系，因此，这个时期，连八十年代那种半真半假的“反腐”都不可能，“反腐”沦为纯粹的派系权力斗争手段，江泽民抓判陈希同，就是 这种权斗“反腐”的经典表演。
胡锦涛时期，通过更加纯粹的逆向淘汰筛选上来的九个寡头们，几乎清一色是超级贪腐分子，这些精细谨慎的技术官僚们清楚地看出：中共政权，已经虚弱得再也经 不起大风大浪了。于是，他们不仅与各自的派系拥趸紧密抱团，各寡头派系也达成了“做事不做绝”的默契——即相互之间的争斗不影响专制稳定、决不逾越一党专 制底线，以维护他们共同的最大利益。
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期待中共内斗“解体”（如期待“胡锦涛抓捕江泽民”）的人无比失望，迄今为止的胡锦涛时期，成为中共“集体化领导”程度最高、决策最“民主”、党内斗争波澜最微小的时期。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连“权斗反腐”都开始节制，唯恐其走得太远，破坏多寡头共治的稳定。当年江泽民还能够以“反腐”彻底掀 翻陈希同、王宝森等“北京帮”，在北京换上自己的人马；而二〇〇六年胡锦涛对上海帮的权斗反腐，仅仅抓了一个陈良宇，很快就在中共其他派系的共同抵制 下，“反”不下去了；至今，上海帮不仅继续实际控制，还对中央政权保有相当的影响力。抓了陈良宇之后，胡锦涛迄今未能再上演“反腐”新战役。胡锦涛时期的 “反腐战役”，现在不仅打不了虎豹\豺狼、连大一些苍蝇臭虫都打不了。
五.专制反腐成功\之必需：绝对的独裁和反腐机构的巨大特权
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滋生腐败的是权力，阻碍反腐也是权力，专制政权为何往往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就是阻碍反腐的权力太大。专制政权的权力体系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只有权大一级才可能监督和制约别人，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和分权制衡，行 政权一权独大，受压制的民众无法监督官僚，行政体系中的下级也无能监督上级，权力的同级之间，也不可能相互“反腐败”，因此，在专制体制下，要想反腐败取 得成效，唯一的办法就是授予反腐机构的巨大的专制特权。
新加坡反腐败之所以能成功\，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组建了一个超级特权机构——新加坡反贪局，出台了一个超越宪法的《反贪腐法》：新加坡反贪局只对总 理一人负责，其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反贪局局长俨然中国王朝中手握先斩后奏特权的钦差大臣；在《反贪腐法》的授权下，新加坡反贪局实际上具有凌驾于宪 法的地位，它有权对总理以外的任何国家高官实施跟踪、窃听等监控手段，它有权对任何嫌疑者实施抄查、抓捕、关押、讯问、冻结财产…而无需法院批准和审判。 反贪局的特权，比起明朝东厂、锦衣卫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贪局就就象一杆无形的枪，顶在各级官僚、公务员的后脑上。新加坡反贪局的巨大权力，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使得总理以下众官僚、公务员战战兢兢，不得不规规矩矩、检点行事。在反贪局的威胁下，新加坡的高官们实际上沦为总理的高级仆从，难有独立坐大的可能。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建成一个如此的强效反腐机制，一是因为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有着真心实意的反腐决心，家天下的专制模式，使得李光耀这个颇具远见 和责任心独裁者，视新加坡为自己的家业，二是因为独裁者李光耀集国家缔造者、经济繁荣创造者、“教父”三种权威于一身，在新加坡拥有无与伦比的绝对独裁权 力，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通过专制体制的运作，李光耀能够推动《反贪法》这种对官僚集团极为苛刻的法律出台、能够建成锦衣卫式的反贪局。
而现在的中共统治者既不愿、也不敢、更无能仿效新加坡的这种反腐制度。
首先，胡锦涛等九常委，无一不是经过严格劣胜优汰筛选上来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超级贪腐分子，怎么\可能容许真正的反腐败，和自己过不去？
前文已经说过：而现在中共政权这种多寡头共治的专制政权，这是现有的一切专制中最不负责任的一种专制类型。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贾庆林、周永 康等寡头，建设性意见谁说了都不算，但在侵犯人权、维护专制上却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同心协力，罪行人人有份，这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专制，这种专制只有负 隅顽抗、自我维持的本能，而不可能有任何修错能力，当然不可能反腐败。
多寡头共治的专制，既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也是一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体系，寡头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坚定维护一党专制，仅是因为那 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这就形成了一种维系专制的稳定平衡；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寡头们决不容许任何新措施、新机构破坏这种平衡，他们决不会容许自己的头 上出现一把“反贪腐”的利剑，他们决不会允许新加坡反贪局式机构的出现、决不会允许新加坡《反贪腐法》式的法律出台。
中共的九常委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础，必然竭力袒护自己派系的官僚集团，因而他们必然严格限制针对对高级官僚（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的反腐行为。
而为了共同的根本利益，各寡头会自动约束各自派系官僚之间的争斗，唯恐损害一党专制，这使得现在“权斗反腐”都动不了大的干戈。
因此，新加坡那样反腐制度，决无不可能为中共统治集团接受。
六.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
不仅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体制内精英人士、知识分子还在大力呼吁胡、温学习新加坡反腐成功\经验、“刷新吏治”。殊不知，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学习新加坡的反腐经验了。
新加坡的反腐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来打造，而迄今为止中共国拥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仅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陈云死后，中共已经没有权威人物。
而且，毛泽东之后，中共寡头集团决不允许再产生新的毛泽东式的独裁者，因为邓小平、陈云等人深受文革“冲击”之苦，对绝对独裁的危害性深怀戒惧。 现在的中共政治局多寡头集团，更是连邓小平、陈云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容许出现，江泽民、朱镕基等人，眼见前任胡耀邦、赵紫阳被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强人先后 废黜，不可能不心怀戒惧，他们决不希望在产生新的强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等寡头，更是无资无历无德无威的庸碌技术官僚，他们本能地共同敌视和压制贤 者、智者，严防“功\高震主”；他们之所以大权牢牢在握，一靠劣胜优汰的体制、二靠他们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专制联盟，因此，寡头们一方面妒贤 嫉能、拉帮结派、战战兢兢、防微杜渐，唯恐出现一个有才德、有胆略的人物打破多寡头联盟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不约而同地抵制极端的厚黑法术，尤 其是对内的不择手段。在当权者们再无“革命”资历的今天，政治强人只能来自于大才德之士和极善权术、不择手段的政治流氓。新寡头集团严防两端的“中庸之道 ”，实际上就是堵死新政治强人的萌生之术。
中共十六大后，江泽民竭力强调“集体领导”，就包含有防止出现新强人打破多寡头集团权力平衡的意思。
因此，中共根本没有“学习新加坡反腐成功\经验”的丝毫可能，“学习新加坡反腐成功\经验”，无非是这个垂死的政权吹哨子壮胆而已。
中共的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远没有新加坡反贪局的特权，中纪委书记（现为贺国强）在九常委中排名倒数第二。多寡头共治局面下的中纪委，不要说无权 碰其他常委，就是要碰政治局普通委员，甚至省部级的官僚，都得事先得到九常委的多数同意才行；而且，中纪委卧榻之旁，盘踞着一个集公检法三权于一身的政法 委，没有政法委配合，中纪委寸步难行，另外，军队也是中纪委摸门不着的庞然巨物…这样，就必然形成“刑不上中南海”、刑不上中央军委的局面，随着多寡头集 团的派系利益交织的进一步密切，中纪委今后行事将越来越困难、其所能整肃的贪官只能越来越小，最后必然整体虚化，反腐机构沦为尸位素餐\。中纪委如此，各 级党委的纪检部门更是如此，现在基本上沦为摆设，偶尔被用作地方官僚倾轧的工具。
而中共国仿效新加坡成立的政府反腐机构——各级反贪局，因为有职无权，完全形同虚设，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以机构重叠的方式，大量地浪费纳税人的税款。
七.反腐学不来新加坡并非坏事
中共学不来新加坡的反腐模式看似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
这一则因为：学不来新加坡，中共就治不了腐败，中共政权就会日益腐败、加速腐败，而越腐败的东西越容易推倒，日益加深的腐败，客观上也会不断减轻 推倒中共政权的阻力。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不到四个月，盘踞中国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政权就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了？就是因为满清政权已经腐败透顶、不堪一击。
二则因为：新加坡式的反腐模式是一种专制反腐模式，并不值得效法。新加坡的反腐模式需要绝对的独裁权力来确立，而深受专制独裁之苦、非民主转型不 能改变命运的中国，决不需要新的大独裁者。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一种酷吏＋特务统治的反腐模式，它践踏人权、无视人道，形成残忍苛刻的社会风尚，的而且很 容易造成反腐“扩大化”——“反腐败”沦为独裁者整肃政敌、打压异己的手段，甚至造成酷吏横行、冤狱遍地，唐朝武则天重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整顿吏治” 的后果，就是恶例之一。
新加坡的反腐模式，看似雷厉风行，实际难竞长久之功\效。
首先，因为它是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腐败模式，而皇帝因为权力无上，往往是最大的贪官：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大大增加总理独裁权力的反 腐模式，实际上就是纵容总理滥权的反腐模式，权力是腐败之源，纵容总理滥权，也就是纵容总理贪腐。李光耀即使做到自己廉洁奉公，谁能保证在他死后，新加坡 的总理不贪腐？一旦总理带头腐败，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成效必然大打折扣。
第二，它是一种没有监督和权力制衡的反腐模式，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一种黑箱操作的反腐模式。因为黑箱操作，谁能制约反贪局的腐败？李光 耀固然可以凭借其绝对的权威和以身作则，让反贪局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但李光耀死后，新加坡总理能否镇住权力巨大的反贪局呢？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了。而一旦 反贪局腐败起来，就必然形成“以腐败反腐败”的局面，为了官僚集团也将群起反弹，反腐败将无可避免异化为权力斗争。
总之，新加坡的反腐模式是不足取的，要想治理中国的政治腐败，建立宪政民主政权才是根本之途。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八年圣诞节，星期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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