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政治的興起:二十年前的預言
右翼政治的興起:二十年前的預言
沈旭暉 - 咫尺地球 / 平行時空
羅蒂先後任教於美國名校普林斯頓、史丹福,1998年出版了一本闡述美國左翼政治文化的專著:《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在書中,羅蒂將20世紀美國左翼政治勢力分為兩類:「改革左翼」和「文化左翼」,二者皆認識到美國社會存在種種不公,都同意既有的政治體制未能有效解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問題」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傳統改革派左翼」以小羅斯福總統等為代表,主張在既有政治體制內,對「弱者」加以保護,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消除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平。但這思潮在1960年代經歷了重大變化:反越戰、平權運動等社會議題,在美國高校師生中引發廣泛迴響,他們堅信美國政治體制本身背負缺乏人性的「原罪」。這批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左翼」力量,將對政治社會現實的批判從經濟福利領域,轉移至社會文化領域,尤其強調「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美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只重視自我,漠視了由少數族裔、移民社群、政治異見者組成的「他者」。
循羅蒂的分析,自1960年代以降,美國左翼政治光譜越發向「文化左翼」陣營靠攏,知識分子和左翼政客將「文化多元主義」作為其核心政治理念,加以宣傳,大打少數族裔、移民身份認同牌,動輒宣稱「革命」,卻不再關心社會福利再分配等具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羅蒂預言,這一左翼思潮發展到極端,終會引發美國社會內部的強烈反彈,而反彈的重要誘因,正是20世紀末,高度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社會內部的衝擊。
藍領工人們(白人為主,但其實也包括少數族裔)將愈發意識到,華盛頓政客們一味藉助「文化多元」、「身份認同」等口號籠絡人氣、爭取(精英)選票,玩自己的小圈子遊戲,但並未把工人、乃至廣大中產階層的利益放在心上,更無心解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本地就業崗位外流、實際工資停滯等經濟福利問題。對於這些中產、本土社群而言,自己已經被一個受「全球化、多元化」論述裹挾的美國政治體系拋棄。1960年代文化左翼呼喚的「革命」,如今卻成了這些真正需要「革命」的被遺忘者討厭的對象。
羅蒂的下一個預言更重要,就是「被遺忘者」的訴求,將會呼喚「強人政治」,因為美國本土中產社群不再信任既有的憲政民主體制。他們需要一個有意凌駕於制衡機制之上的強人,作出「新革命」的承諾,通過推翻既有的政治格局,來讓本土社群的利益訴求「重見天日」。羅蒂本人於2007年逝世,倘若他活在此刻,對於自己二十年前的預言成真,不知作何感想。
在羅蒂對左翼的分析之中,說的雖然是美國,但有不少觀點都對全球其他地方,都深具參考價值。首先,在1960年代,全球「文化左翼」們追求的社會公平,是建立於強調少數族裔、移民、政治異見者們作為「他者」的不同基礎之上,並集中火力譴責既有政治體制缺乏對「他者」的認可和尊重。這種「非他即我」的二元對立思維,和相應的「政治正確」敘述,經過公共輿論渲染,已經在社會內部埋下了社群對立的種子。在來勢洶洶的經濟全球化、人口流動大潮面前,自身利益受衝擊最嚴重、卻又最不被政府關注的本土普羅大眾,自然延續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本土利益」與「全球化」放在對立的兩極。今天圍繞「本土主義」和「全球化」的大分裂局面,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其始作俑者,正是當年鼓吹激進革命的左翼先鋒們,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其次,美國的文化左翼陣營一心建構、維護「他者」的身份認同,卻在政策實施環節中,對美國社會受到的衝擊視而不見,殊不知後者同樣也影響著美國社會身份認同的演化。傳統的「美國夢」,乃是美國人憑藉勤奮努力,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獲得可以實現自我發展的收入,作為中產階級,融入本地社群,到了老來領取退休金,目睹兒孫自強。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勞工全球流動,上述生活發展模式,已經被完全打破:全球化時代中,美國本土的「中產」面對外來勞工的激烈競爭,工作不再穩定,更難奢望退休後的社會福利保障;為了養家,他們不得不身兼數職,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之間轉換奔波。對這些人而言,「全球化」帶來工作生活模式的改變,大幅削弱了傳統意義上「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訴求。這些變化都是由偏袒全球化精英的社會經濟政策引發,這卻是「文化左翼」陣營無視的。這種對缺乏保障的「全球化新生活」的不滿,同樣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在香港,上一代批評新一代、新一代不滿上一代有真・退休金保障,正是同一現象的反映。
最後,文化左翼陣營所呼喚的「人性」、「多元」等政治話語,實際上是在解構傳統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試圖將社會對美國這一國家的情感,「升華」到對「全人類」的情懷;而同一努力,也在世界各地出現。這是典型的左翼烏托邦訴求,一方面削弱了「國家」的神聖、必要性,另一方面又無益於社會政策實踐,結果往往十分「離地」。更諷刺的是,在飽受激進左翼輿論轟炸、政策無視之後,美國本土主義者的訴求中,傳統美式愛國主義對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追求,逐漸被現實主義取代。本土美國人越發將「國家」視作自己利益的保護者,呼喚強勢政府、政治強人;只要能在動蕩的全球化大潮中保護自己,哪怕將選票交於一個威權政府、乃至獨裁者,也在所不惜。
一旦這樣的社會思潮變成結構性,美國未來的政治生態更容易朝威權主義傾斜。雖然國內有眾多制衡,但假如有一半民意積極支持這條路線,以足以根本顛覆美國立國之道。舉一反三,全球各地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精英愈來愈不需要政府,自認被全球化弄得成為輸家的一半人,對「國家」機器的期望卻愈來愈大,而各國政府真的能做的事其實又很少,訴諸情感宣洩的「後真相時代」、民粹主義,就應運而生;政府和「去政府化」的精英,也就構成另一種對立。
如此看來,今日全球右翼、本土主義崛起的基礎,早在上世紀就被左翼激進主義奠定,而至今各國左翼依舊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令人不安。
小詞典: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
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50年代興起,至1970年代為高潮。在這場運動中,美國黑人為爭取與白人同等的社會權利,而發起非暴力抗爭,他們也得到不少美國白人自由主義左派的支持。在1970年代,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交織,成為美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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