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百年民主的困境
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百年民主的困境
亚洲周刊许知远
比起民主实验带来的暂时而表面的混乱，不受制约的权力，才一直是中国真正悲剧的来源。
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⒂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知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晚到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繫由来已久。
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语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著多揦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鬱鬱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
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抱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而朝廷之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
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让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佔据著。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喜太后，她已不受控制地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衝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只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他就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核。
《马关条约》给予中国一个巨大的刺激。之后的十五年中，政治制度的改变，变成了新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目标。不管是君主立宪、召开国会、民间自治，还是共和制，它都反映了中国迫在眉睫的需求——最高权力需要制约，民间需要分享这种权力，而大众也必须被启蒙和唤醒。
民主经常被视作解决这种困境的一剂良药，它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制度。距离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谈判，已过去了一百一十四年，中国社会仍深陷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压迫之苦，政治人物很少遭遇来自民间的制衡。中国对于民主制的实验很不成功，它经常只是流于口号。
但是，民主或许很少像此刻一样即使在价值取向上都倍受怀疑。将近两月前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公开说，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两週前的海南的博鳌论坛上，影星成龙则宣称，中国需要更多的管理，台湾太自由太乱，而在一週前的汕头的餐桌上，我听到旁边两位党校的老师议论泰国的红衫军运动—— 那样搞真不适合中国，我们用不著那样的民主。一位政治人物、一位娱乐明星、两位教师，他们有著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地位，却得出了相似的看法，我相信，他们或许也代表很多此刻中国人的想法。
这个国家要麽太无知、要么太健忘，或者就是两者都是。比起民主实验带来的暂时而表面的混乱，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才一直是这个国家真正悲剧的来源。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
亚洲周刊许知远
比起民主实验带来的暂时而表面的混乱，不受制约的权力，才一直是中国真正悲剧的来源。
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⒂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知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晚到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繫由来已久。
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语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著多揦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鬱鬱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
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抱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而朝廷之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
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让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佔据著。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喜太后，她已不受控制地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衝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只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他就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核。
《马关条约》给予中国一个巨大的刺激。之后的十五年中，政治制度的改变，变成了新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目标。不管是君主立宪、召开国会、民间自治，还是共和制，它都反映了中国迫在眉睫的需求——最高权力需要制约，民间需要分享这种权力，而大众也必须被启蒙和唤醒。
民主经常被视作解决这种困境的一剂良药，它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制度。距离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谈判，已过去了一百一十四年，中国社会仍深陷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压迫之苦，政治人物很少遭遇来自民间的制衡。中国对于民主制的实验很不成功，它经常只是流于口号。
但是，民主或许很少像此刻一样即使在价值取向上都倍受怀疑。将近两月前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公开说，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两週前的海南的博鳌论坛上，影星成龙则宣称，中国需要更多的管理，台湾太自由太乱，而在一週前的汕头的餐桌上，我听到旁边两位党校的老师议论泰国的红衫军运动—— 那样搞真不适合中国，我们用不著那样的民主。一位政治人物、一位娱乐明星、两位教师，他们有著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地位，却得出了相似的看法，我相信，他们或许也代表很多此刻中国人的想法。
这个国家要麽太无知、要么太健忘，或者就是两者都是。比起民主实验带来的暂时而表面的混乱，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才一直是这个国家真正悲剧的来源。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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