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能拒绝 “三权分立”吗？——给中南海补堂普世价值课
牟传珩
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誓言“两个绝不”：“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此后国内各大官方媒体纷纷随应，发起反西方宪政道路舆论高潮。吴邦国的“两个绝不”，被视为中国官方对民间《零八宪章》运动的一次正式回应。
最近，一向被视为中南海意识形态风向标的中共《求是》杂志，又特别发表了杂志评论部集体笔名“秋石”的一篇要给世人“补课”的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该文颇具针对性地明确反对在中国确立“普世价值”。文章称：“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文章又说，主张中国确立“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这无疑是发自中南海意识形态里，拒绝宪政道路，重提阶级斗争，再燃“姓资姓社”争论烽火的舆论宣示。所以说，最先应补课的当是中南海的政治首脑。
“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还能维系吗？
在社会管理的专制历史上，国家主权一度不属于全体公民，而由君主个人或家族享有，并靠左右两侧臣属辅助一统天下。本文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主权在君” 的“一元金字塔”政权形式。人类历史上除了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中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保持了有限契权式的管理，其他无不都以形形色色的“一元金字塔”方式统治社会。
历史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权力个人垄断的统治方式，无论分封制，还是集权制，都仅是方式的不同，在内容上是完全一样的，即“主权在君”，且以“君权神授”
为价值依据。最高统治者借助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忠”“奸”两派对立，拉拉扯扯，保持平衡，一旦感觉到一派势力扩大危及自身地位时，便毫不客气地联合另一派予以铲除，由此形成了统治权力内部隐蔽的三角结构。这种权力三角关系表现为明争暗斗，变化莫测，君君臣臣不通权达变便无法立身。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曾把“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推向巅峰，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典范。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主权在君”三角关系政体得以延续，压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与自由，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由先进国家沦为封闭、孤立、墨守陈规的落后国家。
在当代中国，由于一党权力机制的建立，是以“红色记忆”式的暴力革命完成的。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遗产却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在“革命”的土壤里存活下来，以致于全面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历史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政体，至今仍在中国大陆沿用，只是方式上演化为现代政党集权体制——执政的政党领袖合伙垄断权力，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即超然公众意志之上，强加给社会以不容怀疑，不容制约，更不容改变的绝对领导权，形成“主权在党 ”的权力格局。这种格局直接破坏了民主分权与制衡这两大“现代宪政主义操作原则”，其结果必然要在党内形成一种隐蔽的权力“一元金字塔”。当代拒绝变革的统治者，无不从历代“一元金字塔”统治中学习经验，通权达变。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以大家长自居，有意利用集团内部派别对立（所谓左派与右派），打打拉拉，相互制约，维系平衡。这就是其权力结构维系在落后社会状态下暂时得以苟存的秘密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权力执行者们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不断复制出封闭的、排斥异己的权力单元，为其以权谋私营造为所欲为的生态环境，一党垄断权力成为腐败的根源已是全民共识。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关系的演变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博弈，也导致了中共权力结构自身发生了明显变化，一票否决式的个人独裁统治，已被政治局常委共同执掌权柄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已经无法继续维系。
“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应运而生
当人类饱尝了几千年专制权力之苦，伴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确立，西方社会最先走向了工业文明，“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封闭、集中，专一和绝对服从原则，受到工业文明的严重挑战。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活动与生活，需要分工协作、全面开放、平等互利等系统原则，于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权社会，注定要被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法权社会所代替，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支持资本扩张发展的崭新政权形式“三权分立”模式便应运而生了。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是西方社会思想代言人，在认知上开拓出一种崭新的理性批判时代。格劳秀斯、斯宾诺沙
、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最先向一元集权体制发起攻击，提出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民主管理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孟德斯鸠为使权力恢复它的合法性，最早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现代工业社会“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便首先在西方迎来了
“主权在民”原则下“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宪政变革的新时代。
本文称为“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结构，就是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彼此牵制，以保证权力平衡的宪政制度。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基础上，通过贯彻分权原则，多数原则和任期原则得以实施的。这种权力分立的三元结构，符合几何学上三角关系的稳定性，而二元制、四元制和五元制都无法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也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喜斯罗在《自由》一书中倡导四元制（使弹勘权从议会中分离出来）和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立法、行政、司法、弹勘、考试五权分立）都不可能代替三元制的根本原因。
充满智慧与经验积累的宪政改革之路
西方先进国家在宪政改革发展道路上也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三权分立最初在实践中也并非不存在问题。首先，是司法机关仅享有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它只能将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内，而不能直接参入决策过程，所以起不到实质上的三角制衡作用，无法解决决策过程两元平衡的不稳定性；其二，一元议会决策权力过重，可能导致大权独断；其三，立法、行政都由人民普选的权力代表行使，而选民的意向、情绪往往是不稳定的，且易被操纵，可能导致选举失误，影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为了解决上述三大基本问题，实现国家决策过程的三元制衡和长治久安，西方先进国家便从英国历史上的贵族院与平民院体制的平衡关系中得到启发，构成了立法机关的两院制，即上议院与下议院（在美国国会则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相互制衡，使“三元权力金三角”形成了“
3+1 模式”，即“三权（上院、下院、行政机关）分立；一权（司法机关）保障”的合理权力关系与法定程序。这种“3+1金三角”权力结构，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的世界扩张不仅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推进，业已成为普世化趋势的宪政制度。这是全人类战胜专制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共同智慧与经验的凝结。
从社会管理功能的角度考查，这种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是人类发展至今付出血泪代价探索出现阶段最科学的社会管理制度。它有其存在、发展与普遍适用的合理性，任何从观念出发把它划分为“东方西方”“姓资姓社”的理论，都是背叛客观原则的伪真理。至今为止，不乏宪政学者研究、推崇这种制度，但并未切中它在假设权力会腐败与不公基础上形成的透明、制约与容纳三位一体的原理。首先“三元权力金三角”的透明性与“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下的黑箱作业不同，它的一切权力运作过程要求公开，即“让人知”，才便于暴露弱点，让社会了解它的阴阳面，才便于公民批评、攻击，才能以阳滋阴，这也就是从表面上看，西方社会制度的问题甚至多于“一元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问题，岂不知两者本质不同，一种功能是暴露，一种功能是掩饰，不可同意相比；其次是它的制约性，制约性的意义在于防止决策失误的发生和阴阴暗面的扩大，以保证能够以阳补阴，这也与没有制约的权力滥用与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再次是它的容纳性，即它的不断接受、吸取反对派的批评，甚至攻击，从而保持着自身不断改进的发展活力，而不同专制体制那样，像一湾不会流动的死水，由于拒绝批判而导致政权整体腐烂的结局。
“三元金三角”是世界性的宪政模式
综上，人类社会的国家权力结构从“一元金字塔”发展到“三元金三角”，反映了社会权力从暴力强权性质向契约法权性质过渡的历史。随着现代资本世界扩张的大势所趋，必然会在所有国家社会管理层面上拓展出宪政变革的新时代。就国家而言，当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把相互封闭、孤立、分散的世界连成一体时，谁使用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谁就拥有最先进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谁将成为世界发展方向性的领袖。这就是宪政制度最早发端于英国的原理。因为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鼻祖。但由于当时英国乃处于工业发展低级阶段，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所以英国的宪政只能是君主立宪。因此人类至今为止最先进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宪政制度，只能交由摆脱英国统治，敢于冒险、实验与创新的新兴工业巨头美国人用联邦制成文宪法来完成。美国的宪政制度也就由此而成为世界发展的方向，并为其后新兴的工业国家所效仿。
从1848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工业革命的短短60年，世界上就有几十个国家完成了宪政建构；随后就连亚洲的先进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印尼也都完成了宪政变革；如今，即使极其落后的阿富汗，业已完成立法大选，开始了宪政变革时代；甚至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也都被裹挟在内。而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都和平地实现了宪政变革过程。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巴勒斯坦、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到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民主运动，其矛头均指向了权力不受制衡的制度本身。如果说西方最先探索出分权制约的宪政模式，“三权分立”就是“西方那一套”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更是西方最早杜撰，但却废弃给了中国的“西方那一套”。对此，中南海也不会有异议吧。
“三权分立”有不同的特色
当然“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在不同文化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不断探索中，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分权模式。在儒学的文化圈里，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在建立权力制衡的过程中都表现出文化融合性，在制度化的民主建设上既体现了民主世界化的共性，也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个性特色。但其在本质上却都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先进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的国家会继续延用“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20世纪的美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把它透明、制约、容纳性“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与尊重个人自由、崇尚实验与创新的价值观向全球推进。这是人类先进生产方式与文化发展规律使然，而决非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承不承认的问题。不管中国的病态民族化主义者们怎么“不高兴”，今天国际社会时代潮流的领袖只能是美国而不能是俄罗斯或中国。今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的新文明发展趋势，“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会在不断自我完善发展的同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取代“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那种以所谓“各国国情不同”而拒绝“三权分立”宪政变革的论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
“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为科学、有效的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制度。今天可以毫不含糊的说，“三权分立”绝不仅仅是“西方那一套”，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春风满园关不住”
“三元金三角”宪政变革自从推翻了柏林墙，瓦解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封闭的屏障，为世界多种文化所接纳、更新后，就不仅仅再是西方化的，而是包括世界东西南北所有社会在内的普世价值汇成的新文明成果。因而新文明“三权分立”宪政变革不代表任何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民族、阶级或政治组织，而只反映社会发展的逻辑性、政治治理的科学性与人类生活的自由性。由此可见，“三权分立”宪政变革伴随着资本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文化内容上就表现为普世的文明价值。
在中国，这种普世文明价值的传播也锐不可当，不仅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在中共党内也大有市场。最近，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官方《同舟共进》杂志撰文称：“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
‘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颇有中共高层背景的《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3期发表彭迪、钱行文章，锋芒毕露地写道：“
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接着《炎黄春秋》第四期又针对性地发表了许良英《也谈
“普世价值》文章，再次力挺宪政价值。这说明无论党内党外都在顽强地阻击北京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开历史的倒车。
由此可见，普世价值犹如“春风满园关不住”，中国民间一场《零八宪章》运动已经“出墙”而来。北京根本无法抵挡“三权分立”的普世脚步。其实，人类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史，在本质上就是推进宪政变革与反宪政变革的历史。而一切反宪政变革的势力，终将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南海的政治首脑们，最需要补上的正是这一课。
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誓言“两个绝不”：“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此后国内各大官方媒体纷纷随应，发起反西方宪政道路舆论高潮。吴邦国的“两个绝不”，被视为中国官方对民间《零八宪章》运动的一次正式回应。
最近，一向被视为中南海意识形态风向标的中共《求是》杂志，又特别发表了杂志评论部集体笔名“秋石”的一篇要给世人“补课”的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该文颇具针对性地明确反对在中国确立“普世价值”。文章称：“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文章又说，主张中国确立“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这无疑是发自中南海意识形态里，拒绝宪政道路，重提阶级斗争，再燃“姓资姓社”争论烽火的舆论宣示。所以说，最先应补课的当是中南海的政治首脑。
“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还能维系吗？
在社会管理的专制历史上，国家主权一度不属于全体公民，而由君主个人或家族享有，并靠左右两侧臣属辅助一统天下。本文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主权在君” 的“一元金字塔”政权形式。人类历史上除了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中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保持了有限契权式的管理，其他无不都以形形色色的“一元金字塔”方式统治社会。
历史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权力个人垄断的统治方式，无论分封制，还是集权制，都仅是方式的不同，在内容上是完全一样的，即“主权在君”，且以“君权神授”
为价值依据。最高统治者借助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忠”“奸”两派对立，拉拉扯扯，保持平衡，一旦感觉到一派势力扩大危及自身地位时，便毫不客气地联合另一派予以铲除，由此形成了统治权力内部隐蔽的三角结构。这种权力三角关系表现为明争暗斗，变化莫测，君君臣臣不通权达变便无法立身。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曾把“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推向巅峰，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典范。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主权在君”三角关系政体得以延续，压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与自由，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由先进国家沦为封闭、孤立、墨守陈规的落后国家。
在当代中国，由于一党权力机制的建立，是以“红色记忆”式的暴力革命完成的。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遗产却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在“革命”的土壤里存活下来，以致于全面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历史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政体，至今仍在中国大陆沿用，只是方式上演化为现代政党集权体制——执政的政党领袖合伙垄断权力，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即超然公众意志之上，强加给社会以不容怀疑，不容制约，更不容改变的绝对领导权，形成“主权在党 ”的权力格局。这种格局直接破坏了民主分权与制衡这两大“现代宪政主义操作原则”，其结果必然要在党内形成一种隐蔽的权力“一元金字塔”。当代拒绝变革的统治者，无不从历代“一元金字塔”统治中学习经验，通权达变。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以大家长自居，有意利用集团内部派别对立（所谓左派与右派），打打拉拉，相互制约，维系平衡。这就是其权力结构维系在落后社会状态下暂时得以苟存的秘密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权力执行者们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不断复制出封闭的、排斥异己的权力单元，为其以权谋私营造为所欲为的生态环境，一党垄断权力成为腐败的根源已是全民共识。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关系的演变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博弈，也导致了中共权力结构自身发生了明显变化，一票否决式的个人独裁统治，已被政治局常委共同执掌权柄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已经无法继续维系。
“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应运而生
当人类饱尝了几千年专制权力之苦，伴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确立，西方社会最先走向了工业文明，“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封闭、集中，专一和绝对服从原则，受到工业文明的严重挑战。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活动与生活，需要分工协作、全面开放、平等互利等系统原则，于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权社会，注定要被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法权社会所代替，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支持资本扩张发展的崭新政权形式“三权分立”模式便应运而生了。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是西方社会思想代言人，在认知上开拓出一种崭新的理性批判时代。格劳秀斯、斯宾诺沙
、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最先向一元集权体制发起攻击，提出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民主管理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孟德斯鸠为使权力恢复它的合法性，最早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现代工业社会“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便首先在西方迎来了
“主权在民”原则下“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宪政变革的新时代。
本文称为“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结构，就是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彼此牵制，以保证权力平衡的宪政制度。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基础上，通过贯彻分权原则，多数原则和任期原则得以实施的。这种权力分立的三元结构，符合几何学上三角关系的稳定性，而二元制、四元制和五元制都无法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也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喜斯罗在《自由》一书中倡导四元制（使弹勘权从议会中分离出来）和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立法、行政、司法、弹勘、考试五权分立）都不可能代替三元制的根本原因。
充满智慧与经验积累的宪政改革之路
西方先进国家在宪政改革发展道路上也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三权分立最初在实践中也并非不存在问题。首先，是司法机关仅享有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它只能将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内，而不能直接参入决策过程，所以起不到实质上的三角制衡作用，无法解决决策过程两元平衡的不稳定性；其二，一元议会决策权力过重，可能导致大权独断；其三，立法、行政都由人民普选的权力代表行使，而选民的意向、情绪往往是不稳定的，且易被操纵，可能导致选举失误，影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为了解决上述三大基本问题，实现国家决策过程的三元制衡和长治久安，西方先进国家便从英国历史上的贵族院与平民院体制的平衡关系中得到启发，构成了立法机关的两院制，即上议院与下议院（在美国国会则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相互制衡，使“三元权力金三角”形成了“
3+1 模式”，即“三权（上院、下院、行政机关）分立；一权（司法机关）保障”的合理权力关系与法定程序。这种“3+1金三角”权力结构，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的世界扩张不仅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推进，业已成为普世化趋势的宪政制度。这是全人类战胜专制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共同智慧与经验的凝结。
从社会管理功能的角度考查，这种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是人类发展至今付出血泪代价探索出现阶段最科学的社会管理制度。它有其存在、发展与普遍适用的合理性，任何从观念出发把它划分为“东方西方”“姓资姓社”的理论，都是背叛客观原则的伪真理。至今为止，不乏宪政学者研究、推崇这种制度，但并未切中它在假设权力会腐败与不公基础上形成的透明、制约与容纳三位一体的原理。首先“三元权力金三角”的透明性与“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下的黑箱作业不同，它的一切权力运作过程要求公开，即“让人知”，才便于暴露弱点，让社会了解它的阴阳面，才便于公民批评、攻击，才能以阳滋阴，这也就是从表面上看，西方社会制度的问题甚至多于“一元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问题，岂不知两者本质不同，一种功能是暴露，一种功能是掩饰，不可同意相比；其次是它的制约性，制约性的意义在于防止决策失误的发生和阴阴暗面的扩大，以保证能够以阳补阴，这也与没有制约的权力滥用与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再次是它的容纳性，即它的不断接受、吸取反对派的批评，甚至攻击，从而保持着自身不断改进的发展活力，而不同专制体制那样，像一湾不会流动的死水，由于拒绝批判而导致政权整体腐烂的结局。
“三元金三角”是世界性的宪政模式
综上，人类社会的国家权力结构从“一元金字塔”发展到“三元金三角”，反映了社会权力从暴力强权性质向契约法权性质过渡的历史。随着现代资本世界扩张的大势所趋，必然会在所有国家社会管理层面上拓展出宪政变革的新时代。就国家而言，当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把相互封闭、孤立、分散的世界连成一体时，谁使用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谁就拥有最先进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谁将成为世界发展方向性的领袖。这就是宪政制度最早发端于英国的原理。因为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鼻祖。但由于当时英国乃处于工业发展低级阶段，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所以英国的宪政只能是君主立宪。因此人类至今为止最先进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宪政制度，只能交由摆脱英国统治，敢于冒险、实验与创新的新兴工业巨头美国人用联邦制成文宪法来完成。美国的宪政制度也就由此而成为世界发展的方向，并为其后新兴的工业国家所效仿。
从1848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工业革命的短短60年，世界上就有几十个国家完成了宪政建构；随后就连亚洲的先进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印尼也都完成了宪政变革；如今，即使极其落后的阿富汗，业已完成立法大选，开始了宪政变革时代；甚至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也都被裹挟在内。而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都和平地实现了宪政变革过程。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巴勒斯坦、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到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民主运动，其矛头均指向了权力不受制衡的制度本身。如果说西方最先探索出分权制约的宪政模式，“三权分立”就是“西方那一套”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更是西方最早杜撰，但却废弃给了中国的“西方那一套”。对此，中南海也不会有异议吧。
“三权分立”有不同的特色
当然“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在不同文化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不断探索中，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分权模式。在儒学的文化圈里，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在建立权力制衡的过程中都表现出文化融合性，在制度化的民主建设上既体现了民主世界化的共性，也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个性特色。但其在本质上却都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先进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的国家会继续延用“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20世纪的美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把它透明、制约、容纳性“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与尊重个人自由、崇尚实验与创新的价值观向全球推进。这是人类先进生产方式与文化发展规律使然，而决非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承不承认的问题。不管中国的病态民族化主义者们怎么“不高兴”，今天国际社会时代潮流的领袖只能是美国而不能是俄罗斯或中国。今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的新文明发展趋势，“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会在不断自我完善发展的同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取代“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那种以所谓“各国国情不同”而拒绝“三权分立”宪政变革的论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
“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为科学、有效的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制度。今天可以毫不含糊的说，“三权分立”绝不仅仅是“西方那一套”，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春风满园关不住”
“三元金三角”宪政变革自从推翻了柏林墙，瓦解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封闭的屏障，为世界多种文化所接纳、更新后，就不仅仅再是西方化的，而是包括世界东西南北所有社会在内的普世价值汇成的新文明成果。因而新文明“三权分立”宪政变革不代表任何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民族、阶级或政治组织，而只反映社会发展的逻辑性、政治治理的科学性与人类生活的自由性。由此可见，“三权分立”宪政变革伴随着资本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文化内容上就表现为普世的文明价值。
在中国，这种普世文明价值的传播也锐不可当，不仅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在中共党内也大有市场。最近，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官方《同舟共进》杂志撰文称：“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
‘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颇有中共高层背景的《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3期发表彭迪、钱行文章，锋芒毕露地写道：“
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接着《炎黄春秋》第四期又针对性地发表了许良英《也谈
“普世价值》文章，再次力挺宪政价值。这说明无论党内党外都在顽强地阻击北京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开历史的倒车。
由此可见，普世价值犹如“春风满园关不住”，中国民间一场《零八宪章》运动已经“出墙”而来。北京根本无法抵挡“三权分立”的普世脚步。其实，人类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史，在本质上就是推进宪政变革与反宪政变革的历史。而一切反宪政变革的势力，终将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南海的政治首脑们，最需要补上的正是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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