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怕的不是革命，而是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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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对当今的中国，担忧暴力革命的发生是荒谬的；忧惧暴力革命，客观作用上等同于留恋现行体制。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5/18/2009
从已故的杨小凯教授算起，包括刘晓波、余杰、刘荻、万润南在内的一大批异议知识分子都视暴力革命为洪水猛兽，坚决拒绝把暴力革命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化 的道路选项：杨小凯借用洛克、汉密尔顿等自由主义大师的创见，拼凑出一幢深具中共高干子弟特色的“告别革命”理论大厦，刘晓波、万润南等人一直在不厌其烦 地反对暴力革命；最近余杰、徐晋如联名发表文章《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公开声明，《08宪章》的道路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择、 刘荻则发表《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反对余杰“改良”主张的同时，把“拒绝革命强”再强调了一遍。
总之，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暴力革命就是使中国万劫不复的最可怕选项。他们对中国可能发生的暴力革命，奇特地与中共当权派同样忧心忡忡
“告别革命”知识分子们对暴力革命的担忧既是荒谬的、也是多余的。首先，暴力革命是人类社会演进和自我修错的一种方式，它虽然可能因为歪理邪说的盅 惑（如马克思主义的毒害）而误入歧途，但放弃革命，也就如同自我堵死可能通向光明的一扇大门，如同因噎而废食；暴力革命固然是一种代价不菲的暴烈方式，但 也是谋求社会生机和正义的最后通道，如果主动放弃这一选项，无异于束手待毙、自甘沉沦。
如果在改良、朝野互动式演进、和平革命都行得通的情况下选择暴力革命，当然是错误的、邪恶的；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暴力革命不能改变的地 步：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元老和退休高干、军警高官为核心的五百个中共权贵家庭，垄断了中国国家权力和所有的资源，二十年来饱啜权贵市场化甜头的中共权贵， 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死心塌地共同维护着中共一党专制体制；而现行最高当权派中一大批人罪行累累，身为中共国魁首的胡锦涛，更是一个双手沾满藏人鲜血 的反人类左棍刽子手，去年拍板隐瞒地震不报，害死数以万计的川民，而且现在还在镇压杀人...此人诚可谓罪恶弥天、堪比毛邓！对这一小撮人来说，维护中共 专制体制还在乎逃避弥天罪责的清算，因此，现今中共统治集团对自由民主的对抗态度，更加顽固和疯狂，比起1989年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也正是这样：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统治集团对异议和宗教信仰全面镇压，比江泽民时期更加强硬和疯狂；除开互联网、手机普及等技术进步带来积极影 响外，在胡锦涛集团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倒退的程度和幅度，都是三十年来没有的。中共胡锦涛当权派的倒行逆施统治，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朝野互动”、甚至和 平革命都成为不可能，唯有暴力革命才能改变这个早已罪恶弥天、无可救药的体制。因此，对当今的中国，担忧暴力革命的发生是荒谬的；忧惧暴力革命，客观作用 上等同于留恋现行体制。
余杰、刘荻等“告别革命”者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也是多余的，因为在高压统治下，革命往往无能发生，周密严酷的共产党极权高压统治，更是阻塞了一切革命酿生的渠道和空间。
因为专制统治面临空前危机，中共自胡锦涛上台以来，已经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而代之以“反西化、反分化、防颜色革命 ”的路线；胡锦涛上台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扼杀中国民营出版的苗头，近七年来，中共胡锦涛集团全面强硬打压民运、异议、维权、气功和宗教信仰等任何可能损害 专制统治的社会力量，胡记中共的种种压制手段，其缜密与阴狠，比江泽民时期倍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这位政治辅导员出身的水利工程系毕业生，既有斯大林主 义反人类的坚定立场，又有技术官僚的精明、周密和僵硬颟顸，因此其倒退统治既特别专制横暴无耻、又非常严密和狡诈；在胡锦涛这个斯大林分子工程师一般的娴 熟操纵下，中共政权这台庞大而老旧的专政机器，回光返照搬地全面提升了镇压的效率，“拉萨平暴”经验不声不响地被推广于全国：对于任何群体事件，几乎无一 例外地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阻断，不给骚乱扩散的任何机会，对奥运会这样“敏感”的活动，干脆实行准军管戒严；平时，则大力应用高科技手段外加收买手 段，对社会厉行越来越严密的管控和监控…总之，在中共胡锦涛集团的统治下，戒严越来越常见、镇压越来越频繁、专制的套子越套越紧，严酷地阻碍着任何“自由 化成分”的生长。
应当承认：胡锦涛集团的高压统治，的确有效地击退了当前挑战中共专制统治一切社会力量：维权运动的势头，从胡锦涛上台之初高涨的浪峰上跌落下来，至 今停留在经济维权和个案维权程度，迟迟无法转化为民权运动；在胡锦涛的阴狠打压下，国内外民运、异议、宗教信仰活动皆落入低潮；法轮功在国内则被完全打入 地下，完全丧失了江泽民统治末期的声势和影响力。
通过无懈可乘的军管和戒严，胡记中共政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去年西藏骚乱和北京奥运会两大“敏感时期”，虽然去年的西藏骚乱范围更广，但在中共大军早 早戒严下，抗议的藏人再也无法造成如八九年“大昭寺事件”的声势…在胡锦涛集团强硬严密的专制控制和镇压下，连容易酝酿的、温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和平异议 活动都很难组织得了，更遑论组织革命。而在训练有素的中共军警的快速阻断下，全国各地爆发群体性事件，根本形不成自发的全民抗议或全民起义。
近七年来，中共胡锦涛集团堵死一切和平改变的渠道，最近更以三十年来未有的文革式的语言，疯狂反对军队国家化，凸出地暴露了其不可救药的反人类本质。
可见，至少在胡锦涛统治的十年内，中国爆发任何形式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余杰、刘荻等“告别革命”者们七年来摇唇鼓舌地“拒绝革命”，既多余、又可笑。
中国“告别革命”者们不遗余力地否定暴力革命，自以为这是为中国好，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对现今的中国来说，最可怕的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溃乱。
本文所指的溃乱，是指一种内部不断溃烂坏死的社会恶性衰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社会体制不能进步，整个社会丧失了修错能力；另一方面以社会治 安为标志的社会秩序不断崩坏恶化、世风日下、社会呈现日趋混乱和失控的状况，但是这种混乱和失控，却无能形成改变社会体制的张力，而主要表现为恶性反社会 行为的不断增长，比如，七年来在中国激增的凶杀、抢劫、拐卖掳掠儿童、大规模造假掺毒、数额巨大的恶劣的贪腐事件。
中国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呢？对比一下邻国即可一目了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泰国的私人汽车普遍不用防盗报警器，雨季的晚上，居民区里 静悄悄；而中国的汽车普遍安装报警器还不算，私车还往往安装高灵敏度的高级报警器，每逢大雨，居民楼下的汽车报警声此起彼伏，扰不胜扰、诚可谓自作自受。 包括许多白领在内，曼谷的工薪阶层住宅普遍不用安装防盗门窗，而在中国国内城市中治安还算不错的桂林，连低薪贫民阶层的住所都普遍安装铝合金防盗门窗，家 如囚笼。
本来，一个正常社会的诸多防护条件，都是“防君子而不防小人”的，但碰上如今这个小人蜂拥的时代，焉能不防不胜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再增加防盗硬件、坐地为牢了。
除了盗贼蜂起外，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十分惊人，九十年代中期，“笑贫不笑娼”还成为舆论抨击的热门话题，如今早已见怪不怪——今日之大学，女生卖淫、做二奶已不新鲜，甚至还令同学羡慕、嫉妒。
这就是道德崩溃的后果。警察等国家暴力固然可以维持秩序一时，但社会秩序长远得靠道德来维系，造成社会溃乱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性崩坏。
中国的社会道德，为什么会沦丧到今天整体性崩坏的地步？这就是中国一党专制六十年的“伟大成果”。
首先，专制统治本身就是败坏道德的社会强效腐蚀剂。任何专制政权，因为缺乏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必然形成瞒上欺下、说假话的官场风气；俗话说：“上 梁不正下梁歪”，官风必然会带动民风”，在这种体制下，正直与诚实在社会中必然受到排斥，只有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小人才得录用、才易升迁，于是整 个社会道德就趋于败坏。随着共产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僚，逐步撕下“革命”、“社会主义”的伪装，越来越赤裸裸地以身做贼，贪赃枉法、横暴拆 迁、强迫征地…虐民掠财无所不用极其，政府信用的彻底丧失，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整体败坏。
比起几乎其他所有专制政权（包括共产极权）更恶劣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更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赖以维系的根子。
社会道德要靠信仰来维系：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上千年来靠儒、释（佛）、道三家共同维系，以儒家为主，释（佛）、道两家互补。主要由儒家信仰维系的 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固然有许多缺点，比如纵容了酷刑、女子缠足和太监制度等惨无人道的习俗，但传统信仰有比没有好，由于中国民族整体上没有宗教信仰，若再 无儒家信仰，中国社会不仅会更加野蛮，而且早已在频繁的战乱和北方外族的征服中亡国灭种，正是以儒家为主的信仰，维系了中国社会上千年来历经世界罕有的频 繁劫难而存在至今：上千年来，中国社会虽然每每因内战和蛮族入侵而坠入管制的真空（即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信条，仍然能使社会成员普遍恪 守为人处事道德规范，从而维持社会在没有“官府”有效管制的情况下存在和运转。
但中共上台后，全面镇压宗教信仰：中共动用国家机器，横暴地铲除儒、释（佛）、道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中共通过宣传机器的愚民洗脑，成功地把大批中国人洗成与中国传统几乎完全割裂的无神论者。
毛泽东死后，中共虽然容许宗教信仰活动，但只容许官方操控的宗教信仰组织存在，对法轮功、家庭教会、民间儒学会等独立于官方的团体和组织，仍然厉行 镇压和压制。另一方面，中共以“发展经济”为载体，引导整个社会风气物欲化、低俗化，鼓励人们不问政治，满足于感官享受和低级本能的释放。中共还通过操控 手段和宣传机器，精心歪曲中国传统信仰、大力兜售糟粕文化，以为专制统治所用，如：中共宣教文化机器刻意凸出宣扬愚忠、愚孝等儒家糟粕，而遮掩孟子的民本 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共还借口“复兴国学”，煽动文化民族主义，培养文化愤青，阴险地用之以抵制自由民主理念…这些歪曲传统的做法，在胡锦涛上台后尤 为大力使用，最近，胡锦涛掌控的宣传机器，把传统的“中华武德”歪曲为不管是非正义、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的鹰犬走狗精神，中共大肆宣这种歪曲的“中华武德 ”，疯狂抗拒军队国家化的历史进步潮流。

中共对中国传统信仰的恶毒摧残和歪曲，全面地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赖以生存的根系，造成六十年来社会道德持续滑坡，而且加速滑坡，至今，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崩坏到了社会全面失控的边缘：
如今的中国社会，为官不法、为富不仁、为师无行、为母不慈、为子不孝、为老不尊…官是贪官酷吏、商是奸商黑贾、民多愚民刁民…人与人之间普遍虚情假 意、尔虞我诈、猜忌提防、与邻为壑，整个社会，机关重重、陷阱遍布，城市治安一个比一个烂，社会风气一地比一地差，红黑同道、官匪一家，稍不留神，即刻进 套挨宰…商品市场、机关学校，假货充斥、伪劣处处、欺瞒成风，稍不提防，立马被坑受骗、中毒住院、甚至象“三鹿”受害者那些家破人亡！
总之，传统中国社会的礼尚谦让、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古道热肠之风；所遵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人准则，几乎荡然无存了！
如今的中国社会，越来越逆向淘汰、越来越回归原始丛林法则，即：谁痞、谁烂、谁狡诈狠毒，谁才能在竞争中胜出，正直善良者（包括国内投身自由民主事 业的人）只能靠边站、甚至在国内无存身之地。这是一种背离文明、趋向崩溃的社会发展方向。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这种崩溃趋向不是修正了、减缓了，而 是加速了、更加崩溃趋向了：
试看今日之中国社会，恶性犯罪激增，象掳掠儿童挖取器官等践踏人类道德底线的犯罪高涨、见死不救普遍成风、包括政府信用在内社会信用全面加速流失、 假钞假币、有毒有害、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问题更趋恶化、贪赃枉法越来越恶劣、强暴拆迁征地越来越普遍、大规模和恶毒…老百姓这方面，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社会 规则越来越受到蔑视和违反、社会公德越来越受到漠视和践踏、以哄抢超市、货车、列车为例，民众的哄抢风悄然兴起…这是社会秩序加速失控的状态，这也就是社 会溃乱状态，它是一条滑向社会彻底崩溃的万劫不复通道！
那么，为什么至今中国社会仍未崩溃，社会秩序虽乱而并未丧失，还可以维持运转？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溃乱还未到达引发质变（整体崩溃）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政权的专制权力管制暂时压制着社会失序危机的爆发，并把这种危机向后拖延和堆积。
也就是说，现今中国社会虽然严重败坏，但仍有生机；瓮安事件和四川大地震后中国民间迸发出的自发救死扶伤精神，就表现出中国社会人心未死的一面；正 因为人心未死，如果现阶段能够铲除中共政权，中国仍大有希望维系社会不崩溃，进而完成国家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以上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今的中国社会越来越依赖专制的压制维系，由社会持续溃乱积累起来的危机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尽快铲除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整体崩溃必将成为现实。
因为，一个社会若是沦落到必须依赖专制的压制来维系地步，那么，一旦维系这个社会的专制权力消失，这个社会必然分崩离析；而且，这样的社会崩溃是早 晚的事，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依赖专制的压制才能维系，其所需专制压制力必须越来越大，需要越来越强的高压统治，但仍何专制政权就象弓一样，不 可能久张不驰，强行久张不驰，必然弦断弓折。而专制政权到了被迫松弛的时候，往往也灯尽油枯了。随着专制政权的垮台，这样的社会也就大乱崩溃。
前南斯拉夫社会的崩溃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的例子：共产意识形态破灭后，因为各组成民族的尖锐矛盾，前南的社会全靠米洛舍维奇政权这样一个民族主义专制 强权来维系，随着米洛舍维奇政权在2000年的垮台，前南斯拉夫国家和社会很快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当然，导致前南崩溃的是民族危机，而不是道德危机。
同理，现今中共政权赖以苟延残喘的胡记高压统治，也决不可能维持太长的时间，更何况，高压统治会迅速消耗一个政权的能量，而中共国经济却日趋陷入困 境。胡锦涛自以为只要一味铁腕、高压，就可以永保专制无虞，殊不知铁腕、高压的实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胡记中共的高压统治迟早难以为继，而一旦高压统治 被迫松弛，以革命铲除中共政权的大好时机就到来了。
那么，中共政权的垮台会不会导致社会崩溃呢？就道理上说，中共垮得越早社会越不会崩溃，中共垮得越晚中国崩溃的危险越大；但在现今胡锦涛的高压统治 下，没有革命的条件，发动革命最快的时机，也要在中共这“最后的疯狂”疯劲过去、“胡紧套”式的管制裂缝绽开、漏洞百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在胡锦涛执 政末期，或是其继任者执政期间——那个时候的中共政权，因为经济持续的恶化而能量耗尽，专制的管制力不从心；也就是说，革命的时机，在两三年后到来。从最 近“邓玉娇事件”引发的舆论反应来看，中国社会民心未死、正气仍存：强国论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网民跟帖支持邓玉娇的抗暴行为，说明了中国社会尽管败坏，仍 有相当强正义底气，因此，两三年后中共若是垮台，尚不至于引发中国的崩溃。
这次，中国人必须抓住这拯救国家民族的大好时机，因为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时机！
如果中国人错过了以革命（包括暴力革命）铲除中共政权的最后时机，中国社会就会持续地溃乱下去，并注定在中共政权衰微失控的时候，引发包括社会管制 在内的专制统治全面溃堤，届时，中国巨大的总危机将如超级火山般爆发，那个时候，人心已死、全靠专制的压制来维系中国社会，总崩溃势不可免。
总崩溃来临时情景是怎样？社会瘫痪、停产停运、哄抢遍地、民众相互抢掠残杀偷窃、老弱善良者被首先淘汰，残暴者又被更残暴者剪除…大批背井离乡弃家 逃奔他国，难民全民化…而那一小撮坏按丛林法则胜出的最残暴恶毒者，在短暂的张狂享受之后，很快也陷入绝境，因为可供其掠夺、奴役、压榨的对象不复存在； 因而这一小撮坏人就象癌细胞那样，随社会肌体的灭亡而灭亡…最终整个社会无人幸免。这是一幅典型的“黄祸”图景，这一天如果真的来临，中国将成为历史名 词。
正因为决不愿意中国落得那种命运，有良知的真正有识之士，无不渴盼着暴力革命的尽快到来和成功，因为当今中国最大隐患早已不是暴力革命带来副作用的 隐患，而是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革命迟迟无能发生，社会持续溃乱败坏，最终全面崩溃、亡国灭种的问题！余杰、刘荻、万润南等人摇唇鼓舌地一味反对暴力革命， 自以为是为中国好，殊不知这是在主张中国走那条万劫不复的“黄祸”道路。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上午于曼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