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儒学既得利益集团”
警惕“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朱健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08日 转载)
警惕当代新儒生 (博讯 boxun.com)
——读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
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将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的焦点聚焦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新儒生阶层，由此推动人们思考：今日中国体制改革如此艰难，是否与历代改革失败一样，是有新儒生在为虎作伥？这是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的独到创新。
今年95岁的武大教授刘绪贻，自述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60年来断断续续地研究中国的儒学统治，出版了一些有关著作，其中关键性的一本书是《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此书系刘绪贻1947年英文著作的2006年中译本，叶巍、王进译，刘绪贻校）；二是用24年时间主编了《美国通史》（六卷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已出第3版 ，与杨生茂共同主编）。两书联贯东学西学，互为辩证诠释。
当人们惊异《美国通史》享誉中外——已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美国史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高度赞赏刘绪贻在书中为罗斯福“新政”成功翻案，美国总统老布什为他翻译其自传写信致谢，《美国历史杂志》聘其为国际特约编辑——时，知情者说，如果刘绪贻没有一生致力于中国儒学统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研究，其《美国通史》是难以有如此的资治通鉴之力的；反过来，若无《美国通史》对罗斯福“新政”的深入开掘，其“儒学统治”一书也难以在英译汉的校订中升华新的“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批判。
一部有生命力的学术专著的核心，往往就在于几个新词新观念的多元辩证。“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书有几个关键新词特别耐人寻味。
“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一词是刘绪贻1947年首创于美国。其时刘绪贻牢记老师吴文藻、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的治学格言，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英文撰写了长达18万字的社会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受到其导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的高度评价。然而，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模仿苏联取消社会学研究，该书一直不能有中译本。直到改革开放，社会学研究在中国重见天日，1991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发起了汉译《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工程，后经叶巍“联袂度危桥”，终于在1995年完稿，经刘绪贻先生亲自逐句校订后，又经过10年曲折，于2006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绪贻认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主要由“皇家和儒生阶层”组成。“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稍有变动外，两千年来中国的朝代—变再变，但都只换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何谓“儒学”？即一套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力基础上，为皇权辩护，使皇权神圣化、永久化的“忠”“孝”伦理学，它以《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六艺”）为教化轴心，生发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级制社会秩序。其“太祖”为孔子，主要继承者为孟子，普及“儒化社会”的元勋为汉武帝（包括儒臣董仲舒），以科举制将儒学统治更加制度化的杰出捍卫者为隋、唐开国之君，将儒学发展为系统哲学亦即身心性命之学或新儒学的是宋代程（颐）朱（熹）等人，“三大转折”于明清，复兴梦绵延于现代新儒家三代(或四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程朱理学、新儒学可称儒学四大流派。
儒生、儒士、儒家，常常混用，无严格区分。如要区分、则以儒学为敲门砖得入仕途者为儒士，以授徒传道或等待入仕者为儒生，通称为儒家。他们的全体成员则构成儒家阶层或儒生阶层。
何谓“儒化社会”之利弊？皇帝与儒生借儒学 “儒化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破除了门阀士族垄断社会治理，让各阶层有才智有雄心者皆可攻读儒学成为儒生，从而进入社会治理阶层，进入“儒学既得利益集团 ”。但一个社会帝王和儒生总是极少数，而非“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大多数，于是其弊端便在于“儒化社会”必然使社会形成“帝王控制儒生，儒生治理百姓” 的自上而下专制独裁—— 一个社会只有皇帝与儒生极少数人成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既得利益”获得者如此单一而非多元化，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公平的，必然难以改革，必然危机四伏。
二千年来，中国的“儒化社会”经历了多次震荡、颠覆，每一次农民起义，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可说是对“儒化社会”的抗争。其大型“抗儒运动”，基本上在“暴力抗儒”与“异教抵儒”两条轨道上循环。主要有如下事件——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以霸道堵王道，以法家压儒家，如若成功，也只能让“社会既得利益”获得者局限于王公贵族，最多加个法家；
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印度传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联合抵制“儒化”，它们呼吁人们与如来佛和自然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帝王和儒生“政治上高度一致”，这是中国出现“儒化社会”后，唯一有异端以非暴力方式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平分秋色的时代，历时381年之久；
元代蒙古人入侵，是以异族暴力暂停“儒化社会”，但后来却又儒化了；
而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人引西方异教（基督教）抵制“儒化社会”，但因“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自由平等的基督教，行的仍是“君君臣臣”儒化，终让纯粹的儒生曾国藩打败；
20世纪的孙中山与毛泽东，又发起了再次引西方异教抵制“儒化社会”运动，一个以嫁接英美民主共和主义的“三民主义”为招牌，一个以师承苏俄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为北斗，前后长达一百年，然而最后却流于“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暴力社会主义”，重蹈霸道换王道悲剧覆辙——新中国50年，确把儒生贬为 “臭老九”了，但是“社会既得利益”获得者仍然只限于“无产阶级先锋队”，仍不是多元化，仍没有“公共社会”。
“儒学统治”一书毕竟写于60年前的1947年，虽然中文版出版于2006年，但也不可能直论“本朝”和“当今皇上”。不过，“引而不发跃如也”，人们仍然因其书中的逻辑引导，情不自禁地想到，改革开放30年来，前10年是中国人第一次试用先进的科学的现代民主共生思想改革“儒化社会”，但1989年之后，当局却又一次迷失于历史上多次重复的“名为反儒实则尊儒”的怪圈——“六四”风波带来的“人文精神无效”和“读书无用”，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急剧沦为“新科举化”，全民奔大学的目的如同古代的科举制度，考秀才、当生员、中进士，一个个文凭“红本本”将天下英才尽入“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党天下”）之彀。试看近20年来，以党史专家、经济学家、教授博导、新闻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新儒生，其对权势与资本的俯首帖耳，超越历代儒生而创新高，远逾叔孙通，直攀钱谦益。
为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论语心灵鸡汤”已发行400万册畅销全国？为何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获利最大者为政府官员和“知道分子”（新儒生）？为何全国大学生第一志愿是考公务员，“下海”者纷纷“上岸”重乞“铁饭碗”？为何中国政府近年在52个国家和地区资助建立了145个“孔子学院 ”？众多信息已表明，“新帝王和新儒生”正在组建新的“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如火如荼。
读书人（知道分子）在中国，要么是“十儒九丐”的“臭老九”，要么沦为“南书房行走”的词臣“新儒生”，总是不能真正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今日一些自以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有民主科学理想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将其言行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模式一对照，都往往露出“新儒生”的长尾巴——说到底，今日中国仍在“皇家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的总社会结构之中。旧儒曾“吃人”，新儒更误国。
国家不幸学者幸。这正好成全了刘绪贻，其60年前的旧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至今常读常新，意味深长，让人听到一声声“中国更需要政改的倒计时”的深沉呐喊！
深圳 早叫庐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08日 转载)
警惕当代新儒生 (博讯 boxun.com)
——读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
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将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的焦点聚焦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新儒生阶层，由此推动人们思考：今日中国体制改革如此艰难，是否与历代改革失败一样，是有新儒生在为虎作伥？这是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的独到创新。
今年95岁的武大教授刘绪贻，自述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60年来断断续续地研究中国的儒学统治，出版了一些有关著作，其中关键性的一本书是《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此书系刘绪贻1947年英文著作的2006年中译本，叶巍、王进译，刘绪贻校）；二是用24年时间主编了《美国通史》（六卷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已出第3版 ，与杨生茂共同主编）。两书联贯东学西学，互为辩证诠释。
当人们惊异《美国通史》享誉中外——已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美国史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高度赞赏刘绪贻在书中为罗斯福“新政”成功翻案，美国总统老布什为他翻译其自传写信致谢，《美国历史杂志》聘其为国际特约编辑——时，知情者说，如果刘绪贻没有一生致力于中国儒学统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研究，其《美国通史》是难以有如此的资治通鉴之力的；反过来，若无《美国通史》对罗斯福“新政”的深入开掘，其“儒学统治”一书也难以在英译汉的校订中升华新的“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批判。
一部有生命力的学术专著的核心，往往就在于几个新词新观念的多元辩证。“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书有几个关键新词特别耐人寻味。
“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一词是刘绪贻1947年首创于美国。其时刘绪贻牢记老师吴文藻、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的治学格言，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英文撰写了长达18万字的社会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受到其导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的高度评价。然而，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模仿苏联取消社会学研究，该书一直不能有中译本。直到改革开放，社会学研究在中国重见天日，1991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发起了汉译《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工程，后经叶巍“联袂度危桥”，终于在1995年完稿，经刘绪贻先生亲自逐句校订后，又经过10年曲折，于2006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绪贻认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主要由“皇家和儒生阶层”组成。“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稍有变动外，两千年来中国的朝代—变再变，但都只换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何谓“儒学”？即一套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力基础上，为皇权辩护，使皇权神圣化、永久化的“忠”“孝”伦理学，它以《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六艺”）为教化轴心，生发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级制社会秩序。其“太祖”为孔子，主要继承者为孟子，普及“儒化社会”的元勋为汉武帝（包括儒臣董仲舒），以科举制将儒学统治更加制度化的杰出捍卫者为隋、唐开国之君，将儒学发展为系统哲学亦即身心性命之学或新儒学的是宋代程（颐）朱（熹）等人，“三大转折”于明清，复兴梦绵延于现代新儒家三代(或四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程朱理学、新儒学可称儒学四大流派。
儒生、儒士、儒家，常常混用，无严格区分。如要区分、则以儒学为敲门砖得入仕途者为儒士，以授徒传道或等待入仕者为儒生，通称为儒家。他们的全体成员则构成儒家阶层或儒生阶层。
何谓“儒化社会”之利弊？皇帝与儒生借儒学 “儒化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破除了门阀士族垄断社会治理，让各阶层有才智有雄心者皆可攻读儒学成为儒生，从而进入社会治理阶层，进入“儒学既得利益集团 ”。但一个社会帝王和儒生总是极少数，而非“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大多数，于是其弊端便在于“儒化社会”必然使社会形成“帝王控制儒生，儒生治理百姓” 的自上而下专制独裁—— 一个社会只有皇帝与儒生极少数人成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既得利益”获得者如此单一而非多元化，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公平的，必然难以改革，必然危机四伏。
二千年来，中国的“儒化社会”经历了多次震荡、颠覆，每一次农民起义，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可说是对“儒化社会”的抗争。其大型“抗儒运动”，基本上在“暴力抗儒”与“异教抵儒”两条轨道上循环。主要有如下事件——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以霸道堵王道，以法家压儒家，如若成功，也只能让“社会既得利益”获得者局限于王公贵族，最多加个法家；
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印度传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联合抵制“儒化”，它们呼吁人们与如来佛和自然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帝王和儒生“政治上高度一致”，这是中国出现“儒化社会”后，唯一有异端以非暴力方式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平分秋色的时代，历时381年之久；
元代蒙古人入侵，是以异族暴力暂停“儒化社会”，但后来却又儒化了；
而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人引西方异教（基督教）抵制“儒化社会”，但因“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自由平等的基督教，行的仍是“君君臣臣”儒化，终让纯粹的儒生曾国藩打败；
20世纪的孙中山与毛泽东，又发起了再次引西方异教抵制“儒化社会”运动，一个以嫁接英美民主共和主义的“三民主义”为招牌，一个以师承苏俄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为北斗，前后长达一百年，然而最后却流于“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暴力社会主义”，重蹈霸道换王道悲剧覆辙——新中国50年，确把儒生贬为 “臭老九”了，但是“社会既得利益”获得者仍然只限于“无产阶级先锋队”，仍不是多元化，仍没有“公共社会”。
“儒学统治”一书毕竟写于60年前的1947年，虽然中文版出版于2006年，但也不可能直论“本朝”和“当今皇上”。不过，“引而不发跃如也”，人们仍然因其书中的逻辑引导，情不自禁地想到，改革开放30年来，前10年是中国人第一次试用先进的科学的现代民主共生思想改革“儒化社会”，但1989年之后，当局却又一次迷失于历史上多次重复的“名为反儒实则尊儒”的怪圈——“六四”风波带来的“人文精神无效”和“读书无用”，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急剧沦为“新科举化”，全民奔大学的目的如同古代的科举制度，考秀才、当生员、中进士，一个个文凭“红本本”将天下英才尽入“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党天下”）之彀。试看近20年来，以党史专家、经济学家、教授博导、新闻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新儒生，其对权势与资本的俯首帖耳，超越历代儒生而创新高，远逾叔孙通，直攀钱谦益。
为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论语心灵鸡汤”已发行400万册畅销全国？为何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获利最大者为政府官员和“知道分子”（新儒生）？为何全国大学生第一志愿是考公务员，“下海”者纷纷“上岸”重乞“铁饭碗”？为何中国政府近年在52个国家和地区资助建立了145个“孔子学院 ”？众多信息已表明，“新帝王和新儒生”正在组建新的“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如火如荼。
读书人（知道分子）在中国，要么是“十儒九丐”的“臭老九”，要么沦为“南书房行走”的词臣“新儒生”，总是不能真正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今日一些自以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有民主科学理想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将其言行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模式一对照，都往往露出“新儒生”的长尾巴——说到底，今日中国仍在“皇家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的总社会结构之中。旧儒曾“吃人”，新儒更误国。
国家不幸学者幸。这正好成全了刘绪贻，其60年前的旧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至今常读常新，意味深长，让人听到一声声“中国更需要政改的倒计时”的深沉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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