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茅于軾8000論看“名人＋屁話＝新聞”走紅
繼“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之後，茅于軾老先生最近又有新噱頭。針對個稅起徵點的調整，茅于軾提出，個稅起徵點應提高到8000以上。
目前，我國個稅起徵點為2000，茅于軾一張嘴就把起徵點翻了四倍，自然令人關注。山東齊魯電視臺的《開講天下》欄目就此話題制作了一期節目，結果在1萬 多名參與直播互動的觀眾中，有64%的人支持個稅起徵點不應超過3000，22%的人支持以5000作為個稅起徵點，只有14%的人支持將8000作為起 徵點。
為何大多數觀眾的想法與茅于軾的觀點大相徑庭呢？我想有三種可能。一是茅于軾只為少數人說話，因此與普通民眾想法不一樣；二是茅于軾這個所謂的經濟學家很 業余，在不了解國情的狀態下異想天開；三是“個稅8000起徵論”壓根就與嚴肅的思考無關，這麼說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嘩眾取寵，吸引眼球。
近年來，“名人＋屁話＝新聞”成了許多媒體趨之若鶩的報道模式。一些名人動動嘴皮子，提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或者說一句違反正常邏輯的話，就會成為媒體報 道的焦點。從表面上看，這種模式的大紅大紫符合“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定律，但細想想，又不是那麼回事。在現實生活中，“人咬狗”是很難發 生的事，所以它才是新聞，可“名人＋屁話”現象在當今中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與“人咬狗”相比根本不稀罕，怎麼還能成為新聞呢？粗略分析，大概有以下幾方 面原因。
首先是媒體面臨激烈的商業競爭壓力。為了發行量和點擊率，許多媒體都傾向于制造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名人”和“屁話”無疑都是吸引眼球的好素材。對一些媒 體記者來說，做發掘重大社會問題的深度報道時間長、成本高、風險大，而“名人＋屁話”的新聞卻具有供應數量大、採訪成本低、社會反響熱的特點。因此“名 人＋屁話”式新聞很受商業媒體的寵愛。
其次是“名人＋屁話”有利于炒作。“屁話”一出，往往會挨罵，而挨罵越多，就等于炒作越“火”。媒體和當事人要的是關注度和知名度，當事人的臉皮經過無數 炮火的千錘百煉，早已百煉成鋼，他是不怕你罵，就怕你不罵。娛樂圈的宋祖德、芙蓉姐姐、楊二車娜姆，學術圈的茅于軾、張維迎等人走的都是這條路子。有人 說，既然如此，面對“屁話”時不答理它不就行了嗎？不答理還真不行。就像茅于軾的“個稅8000論”，如果不去批評它，如果沒有《開講天下》這樣的互動欄 目表達普通百姓的看法，它倒好像很有道理，會迷惑很多人。可你一罵，就正中媒體和當事人的下懷。
“名人＋屁話”式新聞為媒體帶來了發行量和點擊率，為名人帶來了知名度和出場費，可說是兩者的“雙贏”。但對社會公眾和學術界而言，“名人＋屁話”式新聞卻是公眾和學術的“雙輸”。
在此類新聞中，爭論圍繞一句驚世駭俗的“屁話”展開，但這句“屁話”往往與現實、常理無關，因此，不管炒作得多麼熱鬧，公眾很難從中得到營養。這種新聞大行其道，不但起不到開啟民智的作用，反而會讓嚴肅的話題娛樂化，使公共輿論的焦點偏離真實的社會問題。
我一直以為，像宋祖德、芙蓉姐姐、楊二車娜姆這些娛樂界人士，靠標新立異走紅，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時，也娛樂了大眾，也算服務社會的一種方式，還可以理解。 可像茅于軾、張維迎之流，頂著經濟學家的帽子，卻以芙蓉姐姐的方式將嚴肅話題娛樂化，就不是在服務社會，而是在危害社會、誤導學術了。他們以“為富人說 話，為窮人辦事”、“中國窮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學，是因為（大學）收費太低”、“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個稅起徵點調到8000都低”這類 特別的論斷吸引了眼球，達到了自我炒作目的。可是，他們卻擠佔了媒體的大量版面，誤導公眾為一些“屁話”爭論不休，這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而對于其他 安坐象牙塔的學者們來說，茅于軾們的大紅大紫也是一種誘惑。如果靠標新立異說“屁話”就能走紅，那為什麼還要進行枯燥、艱苦的學術研究呢？
媒體放棄社會責任是社會的大不幸，學者將嚴肅問題娛樂化則是教育和學術的大不幸。但願“名人＋屁話”式新聞的大紅大紫只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暫時現象，當更多的媒體和公眾認識到它的危害後，會主動摒棄之。（竇含章）
目前，我國個稅起徵點為2000，茅于軾一張嘴就把起徵點翻了四倍，自然令人關注。山東齊魯電視臺的《開講天下》欄目就此話題制作了一期節目，結果在1萬 多名參與直播互動的觀眾中，有64%的人支持個稅起徵點不應超過3000，22%的人支持以5000作為個稅起徵點，只有14%的人支持將8000作為起 徵點。
為何大多數觀眾的想法與茅于軾的觀點大相徑庭呢？我想有三種可能。一是茅于軾只為少數人說話，因此與普通民眾想法不一樣；二是茅于軾這個所謂的經濟學家很 業余，在不了解國情的狀態下異想天開；三是“個稅8000起徵論”壓根就與嚴肅的思考無關，這麼說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嘩眾取寵，吸引眼球。
近年來，“名人＋屁話＝新聞”成了許多媒體趨之若鶩的報道模式。一些名人動動嘴皮子，提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或者說一句違反正常邏輯的話，就會成為媒體報 道的焦點。從表面上看，這種模式的大紅大紫符合“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定律，但細想想，又不是那麼回事。在現實生活中，“人咬狗”是很難發 生的事，所以它才是新聞，可“名人＋屁話”現象在當今中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與“人咬狗”相比根本不稀罕，怎麼還能成為新聞呢？粗略分析，大概有以下幾方 面原因。
首先是媒體面臨激烈的商業競爭壓力。為了發行量和點擊率，許多媒體都傾向于制造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名人”和“屁話”無疑都是吸引眼球的好素材。對一些媒 體記者來說，做發掘重大社會問題的深度報道時間長、成本高、風險大，而“名人＋屁話”的新聞卻具有供應數量大、採訪成本低、社會反響熱的特點。因此“名 人＋屁話”式新聞很受商業媒體的寵愛。
其次是“名人＋屁話”有利于炒作。“屁話”一出，往往會挨罵，而挨罵越多，就等于炒作越“火”。媒體和當事人要的是關注度和知名度，當事人的臉皮經過無數 炮火的千錘百煉，早已百煉成鋼，他是不怕你罵，就怕你不罵。娛樂圈的宋祖德、芙蓉姐姐、楊二車娜姆，學術圈的茅于軾、張維迎等人走的都是這條路子。有人 說，既然如此，面對“屁話”時不答理它不就行了嗎？不答理還真不行。就像茅于軾的“個稅8000論”，如果不去批評它，如果沒有《開講天下》這樣的互動欄 目表達普通百姓的看法，它倒好像很有道理，會迷惑很多人。可你一罵，就正中媒體和當事人的下懷。
“名人＋屁話”式新聞為媒體帶來了發行量和點擊率，為名人帶來了知名度和出場費，可說是兩者的“雙贏”。但對社會公眾和學術界而言，“名人＋屁話”式新聞卻是公眾和學術的“雙輸”。
在此類新聞中，爭論圍繞一句驚世駭俗的“屁話”展開，但這句“屁話”往往與現實、常理無關，因此，不管炒作得多麼熱鬧，公眾很難從中得到營養。這種新聞大行其道，不但起不到開啟民智的作用，反而會讓嚴肅的話題娛樂化，使公共輿論的焦點偏離真實的社會問題。
我一直以為，像宋祖德、芙蓉姐姐、楊二車娜姆這些娛樂界人士，靠標新立異走紅，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時，也娛樂了大眾，也算服務社會的一種方式，還可以理解。 可像茅于軾、張維迎之流，頂著經濟學家的帽子，卻以芙蓉姐姐的方式將嚴肅話題娛樂化，就不是在服務社會，而是在危害社會、誤導學術了。他們以“為富人說 話，為窮人辦事”、“中國窮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學，是因為（大學）收費太低”、“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個稅起徵點調到8000都低”這類 特別的論斷吸引了眼球，達到了自我炒作目的。可是，他們卻擠佔了媒體的大量版面，誤導公眾為一些“屁話”爭論不休，這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而對于其他 安坐象牙塔的學者們來說，茅于軾們的大紅大紫也是一種誘惑。如果靠標新立異說“屁話”就能走紅，那為什麼還要進行枯燥、艱苦的學術研究呢？
媒體放棄社會責任是社會的大不幸，學者將嚴肅問題娛樂化則是教育和學術的大不幸。但願“名人＋屁話”式新聞的大紅大紫只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暫時現象，當更多的媒體和公眾認識到它的危害後，會主動摒棄之。（竇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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