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th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对当今的中国，担忧暴力革命的发生是荒谬的；忧惧暴力革命，客观作用上等同于留恋现行体制。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5/18/2009 从已故的杨小凯教授算起，包括刘晓波、余杰、刘荻、万润南在内的一大批异议知识分子都视暴力革命为洪水猛兽，坚决拒绝把暴力革命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化 的道路选项：杨小凯借用洛克、汉密尔顿等自由主义大师的创见，拼凑出一幢深具中共高干子弟特色的“告别革命”理论大厦，刘晓波、万润南等人一直在不厌其烦 地反对暴力革命；最近余杰、徐晋如联名发表文章《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公开声明，《08宪章》的道路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择、 刘荻则发表《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反对余杰“改良”主张的同时，把“拒绝革命强”再强调了一遍。 总之，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暴力革命就是使中国万劫不复的最可怕选项。他们对中国可能发生的暴力革命，奇特地与中共当权派同样忧心忡忡 “告别革命”知识分子们对暴力革命的担忧既是荒谬的、也是多余的。首先，暴力革命是人类社会演进和自我修错的一种方式，它虽然可能因为歪理邪说的盅 惑（如马克思主义的毒害）而误入歧途，但放弃革命，也就如同自我堵死可能通向光明的一扇大门，如同因噎而废食；暴力革命固然是一种代价不菲的暴烈方式，但 也是谋求社会生机和正义的最后通道，如果主动放弃这一选项，无异于束手待毙、自甘沉沦。 如果在改良、朝野互动式演进、和平革命都行得通的情况下选择暴力革命，当然是错误的、邪恶的；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暴力革命不能改变的地 步：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元老和退休高干、军警高官为核心的五百个中共权贵家庭，垄断了中国国家权力和所有的资源，二十年来饱啜权贵市场化甜头的中共权贵， 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死心塌地共同维护着中共一党专制体制；而现行最高当权派中一大批人罪行累累，身为中共国魁首的胡锦涛，更是一个双手沾满藏人鲜血 的反人类左棍刽子手，去年拍板隐瞒地震不报，害死数以万计的川民，而且现在还在镇压杀人...此人诚可谓罪恶弥天、堪比毛邓！对这一小撮人来说，维护中共 专制体制还在乎逃避弥天罪责的清算，因此，现今中共统治集团对自由民主的对抗态度，更加顽固和疯

由黄菊的媚笑到周恩来的前躬 中共官场逆淘汰 佚名 德才兼备的官员被淘汰，而二者全无的官员却不断高升，中共官场的逆淘汰是制度顽疾，绝非知人善用的人治措施所能根除。因为，独裁制度下帝王与臣子的关系，全系于下对上的个人效忠，还不能是直谏式的效忠，而大都是奉承式的效忠。比如，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党魁柯庆施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之间的对比。前者谄媚到放出狠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盲目的程度”，而后者直谏到不计后果地上呈揭露大跃进真相的“万言书”。二人的命运众人皆知，不必我再废话。 再看当下，前不久辞职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为此种制度顽疾提供了最新的牺牲品。徐是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在任几年，老百姓把上海大发展的头功给了他。无论是政绩和能力，还是操守和人品，皆得到上海市民首肯。他的辞职在民间激起的，不仅是惋惜，还有愤怒；不仅是受惠的上海人，就是北京及其他省市的人也为他抱不平。 相比之下，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百姓中的口碑极差，却能从市长当到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说不定16大还要更上一层楼。他之所以不断窜升且坐得稳，只得力于一种能力，即无条件的个人效忠。往大里说，没有他的坐镇上海，江核心苦心经营的高层上海帮就失去地方权力的基础；往小里说，没有“黄叔叔”的关爱，江绵恒在上海商场上决不会风光八面。至于作为公仆的政绩、能力、操守，在个人效忠竞赛中就显得毫无分量。除了媚上而再无其他强项的官僚，大都生就妒贤嫉能的小人心肠。黄与徐之间的矛盾，早在坊间盛传。这次“黄叔叔”终于如愿，拔除了眼中钉。其实，徐的下台，在ＡＰＥＣ会议期间已经露出明显的征兆：各国元首的峰会，名正言顺的市长被冷冻，而没有名份的党书记黄菊却陪同国家主席频频爆光。只要注意一下电视新闻中的镜头，把黄菊陪在江泽民身边的画面重放一遍，黄的脸上表情、形体动作和说话语调所传达的媚态，特别是他的脸部肌肉之抽动、眉眼秋波之荡漾和身体前躬之灵活，远非匡迪的一脸严肃所能媲美。 这种只系于个人效忠的逆淘汰，在中国的官场上乃为千古一脉。为了献媚，帝王鼓的脓、吐的痰、撒的尿、拉的屎，都是臣子们争相赞美甚至入口的圣物。古代帝王的身边，打天下时还能有几位干将，而一旦坐上龙廷，先要“狡兔死走狗烹”，接着就是“忤佞当朝而忠贞失宠”。帝王大都宠幸会溜须拍马的大奸、大毒、大狠、大贪，或平庸无能之辈。所以，“君子失意而小人得志”，乃成为官场上使用频率极高的感叹。魏忠贤、刘

牟传珩 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誓言“两个绝不”：“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此后国内各大官方媒体纷纷随应，发起反西方宪政道路舆论高潮。吴邦国的“两个绝不”，被视为中国官方对民间《零八宪章》运动的一次正式回应。 最近，一向被视为中南海意识形态风向标的中共《求是》杂志，又特别发表了杂志评论部集体笔名“秋石”的一篇要给世人“补课”的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该文颇具针对性地明确反对在中国确立“普世价值”。文章称：“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文章又说，主张中国确立“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这无疑是发自中南海意识形态里，拒绝宪政道路，重提阶级斗争，再燃“姓资姓社”争论烽火的舆论宣示。所以说，最先应补课的当是中南海的政治首脑。 “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还能维系吗？ 在社会管理的专制历史上，国家主权一度不属于全体公民，而由君主个人或家族享有，并靠左右两侧臣属辅助一统天下。本文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主权在君” 的“一元金字塔”政权形式。人类历史上除了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中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保持了有限契权式的管理，其他无不都以形形色色的“一元金字塔”方式统治社会。 历史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权力个人垄断的统治方式，无论分封制，还是集权制，都仅是方式的不同，在内容上是完全一样的，即“主权在君”，且以“君权神授” 为价值依据。最高统治者借助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忠”“奸”两派对立，拉拉扯扯，保持平衡，一旦感觉到一派势力扩大危及自身地位时，便毫不客气地联合另一派予以铲除，由此形成了统治权力内部隐蔽的三角结构。这种权力三角关系表现为明争暗斗，变化莫测，君君臣臣不通权达变便无法立身。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曾把“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推向巅峰，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典范。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主权在君”三角关系政体得以延续，压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与自由，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由先进国家沦为封闭、孤立、墨

中印暗战尼泊尔：新德里先胜一局，中国当检讨 东方日报/中国西南邻国尼泊尔政局动盪，普拉昌达政府垮台，新政府迟迟难产。这场变局的背后，其实是中印两国在斗法。 这场变局的起因，是普拉昌达要解除尼军方最高指挥官、总参谋长卡特瓦尔的职务，但却被尼泊尔总统拒绝，普拉昌达愤而辞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印度不满普拉昌达的亲华倾向，因此在幕后发功，採用挖牆脚、掺沙子等分化离间的方式，搞垮普拉昌达政府。 普拉昌达是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主席，长期坚持游击战，曾打得政府军丢盔弃甲，后来尼共放下武器，参与议会斗争，赢得最多席位，成为执政党。普拉昌达对华友好，对印度则充满警惕。 普拉昌达担任总理之后，率先访问的国家便是中国，这与过去尼泊尔领导人上台之后首访印度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按照计划，普拉昌达本月下旬将访问中国，并同中国签署新的友好条约，进一步提升双边关係。中尼关係渐入佳境，而尼印关係却渐行渐远，让自以为是尼国宗主国的印度当局相当不满。 因此，反普拉昌达的势力在印度的支持下，迅速组合起来。印度曾向普拉昌达作出承诺，只要其放弃同中国签订友好条约，就会支持其撤销亲印的尼军方最高指挥官、总参谋长卡特瓦尔的职务。 掉以轻心有失道义 但普拉昌达显然不愿意与印度进行交易，坚持要解除卡特瓦尔职务。为此，印度驻尼泊尔大使苏德曾六次向普拉昌达喊话，警告其解除卡特瓦尔职务将会「铸成大错」。同时，印度媒体还对中国进行围攻，指摘中国操纵尼国政局。 普拉昌达的去职，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巨大损失。普拉昌达的亲华立场，使中国在与印度的对峙中佔据优势。中印在藏南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尼泊尔倒向哪一边，都会对结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最关键的是，尼泊尔是藏独组织进出西藏的主要通道，亦是募款的大本营，普拉昌达在任上之时，对藏独组织毫不手软，多次宣告，不许尼泊尔沦为反华的基地，尼泊尔警察殴打藏独组织的暴力程度，甚至比中国警察下手都要狠。如果政局更迭后，尼泊尔换上亲印人士执政，对藏独组织明助暗纵，中国的西南边陲将进入多事之秋。 普拉昌达的去职，显然印度先胜中国一局，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尼泊尔投入的资源与力量远远不足。尼泊尔虽小，但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却极为重要，中国如此掉以轻心，不仅对不起朋友，亦有失国际道义，令人感叹。 中国主张和谐世界，金钱开道，表面上朋友遍天下，但多是酒肉朋友，真正的铁杆朋友又不珍惜，遇到有事之时

关于儒家，这里收录一些网友的短评。 ===================================== 说说儒家文化 如果你的大老婆生了两个以上的孩子,二老婆也生了几个孩子,那么究竟是大老婆的二儿子地位高呢?还是二老婆的大儿子地位高呢? 如果你家(官宦家庭)婚丧嫁娶,往来的客人究竟什么人该先迈哪条腿该伸出哪只手呢? 凡此种种,这就是我们中华儒家所研究的儒家文化,反锁到帝王也搞不懂,必须要请教儒家弟子来指导. 至于男尊女卑,女人的贞洁等等,则是一千多年后的儒家弟子发扬光大的产物. 毫无疑问,中华的儒家文化早该摒弃到历史的垃圾箱里面,深埋地下.其实这在二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英明君主唾弃过,但儒家弟子就像安徽乞丐黏附你身边一样 黏附在各个君主身边,他们奔走呼号为自己及祖师爷孔老二正名.一直到东汉,国家及政治稳定,帝王发现儒家思想虽没有立国之策,却有安定政权之用,这才重新 启用了儒家.而论语也就是这班弟子们在听孔老二讲课时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 时代改变了,中国名义上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可偏就有人像妓女给钱就献身一样,到处鼓吹儒家糟粕.可实质上那个身体是肮脏的,就像二千多年前那些哭嚎的儒家弟子. ======================== 很简单咯： 她宣传大家读论语的目的，是让自己和“大人”可以“随心所欲”也“不逾矩”； 至于草民，要学会忍耐，宽容，苦中自然作得甜。。。。 ==============================

太阳报/上海世博会开幕时间日近，但美国至今仍没有拍板是否参加。东道主中国急不可耐，为了办一届「最成功」的世博会，上海世博局居然提出愿意向美方提供无息贷款，热脸贴冷屁股，莫此为甚。 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及建国六十周年，是中国政府最为在意、最为紧张的三件大事、「盛」事，因此，务必要办得「隆重、热烈」，务必要「成功」，以彰显中国的和谐社会。但这种好大喜功的心态，实际上是给自己套上了沉重包袱。 为办好明年的世博会，中央政府和上海当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有建设项目和用地的审批，一路绿灯，一些穷国没有钱修建本国的展馆，由中国政府垫资，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本届世博会成为历来展馆最多、最大、最精彩的世博会。 如果说，穷国没有钱，中国出资援助，算是仗义行侠、古道热肠，但中国为美国提供无息贷款，则让人匪夷所思。区区六千五百万美元的修馆费，对于一年十三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超级大国而言、对于总统一挥手就七千亿美元救市的国家来说，犹如九牛一毛。 自轻自贱羞煞国人 可以说，美国并不缺钱修展馆，主要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参加世博会这种花里胡哨的活动不感兴趣。美国政治最讲究实用主义，一切从现实主义出发，美国军方为遏制中国，要提升飞机导弹的研发，不要说六千五百万美元，恐怕六百五十亿美元，美国议员们都会热烈鼓掌通过。美国不是不愿花钱，关键是看办甚麽事。 皇帝不急太监急，美国迟迟不决定参加上海世博会，让中国尠急万分。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在中国政府眼中，美国要是不来参展，上海世博会就会少了三分光彩，好像就白办了一场。上海世博局早早就给美国预留了一块位置最好、面积较大的地皮兴建美国馆。如今见到美方至今尚未修馆，上海世博局慌了手脚，主动向美方提出，愿意提供无息贷款修建展馆，如此自轻自贱，实在羞煞国人。 实际上，美国缺席世博会早有先例，二千年的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有一百八十一个国家参加，可就是没有美国的身影。一九九二年，西班牙举办世博会，同时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给美国预留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可美国国会拒绝提供二千四百万美元的场馆建设费。可以说，美国出席不出席，完全无关东道主的脸面问题。 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国人太好面子，有时更是穷要面子甚至打肿脸充胖子，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像墨西哥今次爆发猪流感，中国一出手就是捐赠五百万美元，但墨方却口诛笔伐，指摘中国隔离墨国公民。类似的事件层出

据网络媒体报道：上月24日台北起重机吊臂砸毁大陆游客游览车意外事件中的3名遇难死者，在5月5日早上在台进行火化仪式，火化之后再由家属带回广东。初步协调的结果，承包商将赔偿每位死者750万新台币，合人民币180多万元。 此新闻以公布，在网络上即引起关注。一是因为天价的赔偿实在是令大陆网民唏嘘，甚至有网友无不诙谐地讲：以后想自杀的，贷款或借点去TW（抱歉，那 两个字是敏感字）旅游，然后在吊臂下等死，做新时代的“守株待兔”；二是很多网友抱怨“为什么大陆的死人赔偿却那么低？铁路撞死个人才赔200大 元……”；三是有些网友感叹出生在中国大陆有些冤枉，连死都不值钱…… 　　网友们的感慨虽然有些情绪化，但是从侧面亦说明了在中国大陆，生命的价值的确是存在值得反思的诸多问题。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在2008年的年初同样发生过。在韩国京畿道利川的冷冻物流仓库发生爆炸和大型火灾中，有12名中国公民死亡，遇难者家属 和“Korea冷冻”方面在赔偿金支付达成的最后协议书是：遇难者家属将得到最低1．45亿韩元至最高4．8亿韩元赔偿，而人均赔偿金将达到2．4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95万元）。 180万或195万，在中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了。按照目前的收入标准，中国80%以上的夫妻奋斗一辈子，即使是不吃不喝，可能 也赚不到这个数目，因此两件事故的赔偿协议一公布，国人震惊、唏嘘不已也就很正常了。然而，在震惊和唏嘘之余，结合中国的死亡赔偿标准，又不能不令人惊叹 和质疑诸多。 　　不仅是对那巨额的赔偿数额以及与中国大陆死亡赔偿标准的巨大差距惊诧，更是从中看出中外对死亡赔偿理念的不同，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亦或是对中国对自己国民生命的轻视，自己作践自己国民的做法而愤慨！ 　　中国的死亡赔偿，经过多年来的几次变化，目前，最高限额是40万。请注意，这里有个最高限额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是根本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也就是说，生命价值本不该有最高限额问题。生命不是商品，不可以讨价还价，更不许有最高限 制。相反，应该做相反的规定，那就是只有最低标准，没有也不该有什么上限标准。40万的最高上限，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国民人为地标定了生命价值，一个中 国人类似于商品一样，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且是低价值的！这不是自己作践（贱）自己又是什么？而且40万的

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百年民主的困境 亚洲周刊许知远 比起民主实验带来的暂时而表面的混乱，不受制约的权力，才一直是中国真正悲剧的来源。 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⒂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知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晚到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繫由来已久。 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语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著多揦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鬱鬱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 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抱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而朝廷之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 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让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佔据著。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喜太后，她已不受控制地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衝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

「五四」民主與科學夢未圓 90年任務未竟 精神不存？ 2009年5月3日 【明報專訊】現今在大陸談論「六四」仍是禁忌，但另一次學生運動「五四」至今已經90年，卻每年都成為學界話題，今人除了反思它以及「新文化運動」在上世紀初掀起的思想及政治的風雲，還藉此重提當年未竟的夢想--民主與科學，每次討論皆能勾起有識之士久埋心底的理想。「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日起一連兩天，本報記者訪問數名內地學者，走訪「五四」策源地北京大學，探訪這名已屆耋耄的「新青年」。 民主科學被淡化 突出愛國 「從89年開始，談五四就一直是『愛國』。」隨覑5月4日臨近，中國各地均有五四紀念活動，但都是強調「五四」是「愛國運動」，淡化其主旨「民主與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對此頗不以為然，「實際上是用愛國主義來獲得某種更大的民眾精神上的支持。」 「嚿子對端午，月餅對中秋，民主科學對五四。」雷頤引述內地已故作家冰心的話說，談五四不談民主科學，就如端午節吃月餅一樣「不對味」。他說，官方對五四的宣傳在1979年之前都是強調知識分子改造，之後改成「愛國」，雖然連帶提及民主與科學，但擺在次要地位，但無論哪一種提法都是為維護統治服務。 思想啟蒙運動 受政治阻礙 雷頤解釋，90年前提出啟蒙是因「亡國滅種」的危機在即，知識分子意識到需要開啟民智，故啟蒙處處服膺於救亡，埋下了「救亡壓倒啟蒙」悲劇性的種子。推動民主與科學的啟蒙運動受政治因素阻礙，至今未能完成。雷頤認為，「阻力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50年代形成的一套意識形態，對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否定，強調集體主義；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他說，談民主會質疑官員權威、制約他們的權力，今年「兩會」時有官員被問到公開財產時反問「為什揦老百姓不公開？」體現了政治體制改革之艱難。 欠獨立思考 「科學」大忌 「民主」尚未解決，「科學」也難獨善其身。雷頤認為，現時所談的「科學」側重於技術，而不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學術界還有很多禁忌，例如對於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的胡適，由於在上世紀50年代曾被毛澤東定為批判對象，至今在內地仍屬敏感名字。 至於「愛國」，亦可以有不同解釋。雷頤說，當時學生提出的「愛國」是「愛中國」，並不愛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而且陳獨秀所提出的「愛國」，是吸收西方先進文明用於強盛中華民族的愛國。但是，現時政府所定義的「愛國」是「愛社會主義、愛共產